其實，方孝孺與解縉有著本質的區別，方孝孺是建文帝削藩的始作俑者，若他起草了這個詔書，那才是真正的叛臣反賊;而解縉不同，他是洪武時的大臣，朱元璋的寵臣，他沒有必要至死忠于建文帝。

擬完詔書后，解縉被封為侍讀，官階七品。

永樂元年(1403年)至永樂五年(1407年)，即34歲到38歲這段時間，是解縉一生最輝煌的時期，他為大明王朝、為國家作出了突出貢獻。朱棣贊揚他說：“天下不可一日無我，我則不可一日少解縉。”

解縉在永樂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編纂《太祖實錄》。《太祖實錄》在建文二年由方孝儒、王艮修編過一次。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建文帝把朱棣的生身母親定為原來元朝皇帝的妃子。解縉在修編《太祖實錄》時更正了這一明顯錯誤，據實記載朱棣為馬皇后所生，是馬皇后的第四個兒子。這一重要更正在當時當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古代等級森嚴，太平時代皇帝的繼承人更講究血統和長幼，朱棣被澄清為馬皇后所生，他當皇帝就順理成章，符合當時的法則，而不是所謂的反賊了。解縉也因此得以入值文淵閣。

文淵閣是宮廷內的一個藏書樓，后來成了知識和權利的象征，能夠去藏書樓當值的人當然是最有知識、最有水平的人。朱棣賦予了在這棟樓當班的人很大的權力——“預機務”，《明史》記載：“內閣預機務自此始。”

明朝自胡惟庸案后，就不設丞相一職，文淵閣實際代替了丞相的職務，這在明朝后期更為明顯。朱棣不僅給了解縉很高的待遇，賜五品服、金綺衣，“與尚書埒”(和尚書享受同等待遇)，還對解縉說：“代言之司，機密所系，且旦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意思是說，討論國家大事、起草詔文是一項絕密性工作，你們天天和我在一起工作，其工作的重要性不亞于尚書。

永樂元年，朱棣來到文淵閣視察工作，問及文淵閣藏書情況，解縉回答：“尚多有闕略。”朱棣說：“士庶家倘有余資，尚欲積書，況朝廷乎?”便要解縉開出書單送禮部購買。解縉回答：“有些經典早已在戰亂中散失，皆難以尋覓。不如編纂一部文獻大成，以惠百世。”朱棣一聽解縉的建言，大呼道：“好啊!這個工作就交給你去完成。”

解縉受命監修《永樂大典》后，深知要完成這樣一部典籍，絕非少數人力所能辦到，于是他匯集全國英華，組成一支2169人的編纂隊伍，歷時5年，終于在永樂五年十一月完成，初稿名為《文獻大成》，后用了朱棣的年號，更名為《永樂大典》。

《永樂大典》共計11095冊，22877卷，內容包括經史子集，天文、地理、陰陽、醫術、占卜、釋藏、道經、戲劇、工藝、農藝，收錄上自先秦，下至明初各種書籍七八千余種，涵蓋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知識財富。

作為這部巨著的總設計師、總工程師，解縉提出的“刊定凡例、刪述去取，并包古今，搜羅隱括，糾悉靡遺”的指導思想，對《永樂大典》的修纂起了明確的指導作用。但讓人遺憾的是，在《永樂大典》的慶功會上，卻沒有才高八斗、功勛卓著的解縉的身影。因為就在9個月前，解縉被貶到了廣西做布政司參議。

一向頗受恩寵的解縉為什么在《永樂大典》大功告成之前被貶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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