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情與法的關系，不少人認為，情是情，法是法，二者水火不相容，不可混為一談。如果帶著感情來處理法律問題，就容易感情用事，會影響法律的公正性，所以法不容情，司法人員應該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一切按照法律條文辦事，秉公執法。對于訴訟案件，不管感情上是否接受，最終都要依照法律理性地作出判決。這似乎無可厚非，但作為執法者的人，并非無情之物，我認為，情與法二者之間并非真正格格不入。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來具體實施的。由于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盡善盡美，法的實施更是因人而異而很容易出現偏差或失誤。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證司法人員執法的公正性。而真正秉公執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樣都是無情無義的冷血者。古代包公如果沒有對下層平民百姓的同情心與正義感，還會有《鍘美案》為人們稱頌傳唱至今嗎？

法與情雖然有別，但并非完全對立、互不相容。只有在執法者心存私情時，情才會干擾法律的公正實施。

漢順帝時，蘇章任冀州刺史。他的一個朋友在冀州境內的清河郡任太守，有人舉報他貪贓枉法。接到舉報后，蘇章微服巡行到清河郡，查清了太守貪贓枉法的事情后，設立了行轅。太守前來拜見，蘇章置酒擺宴，與他飲酒暢談，太守滿心高興，得意地說：“人皆有一個天，我獨有兩個天。”蘇章笑著說：“今晚我與故友飲酒，這是私情；明日我作為冀州刺史辦案，那是公法，公與私是很難并論的。”一席話說得太守心驚肉跳。第二天，蘇章果然秉公辦事，召來冀州境內的郡守縣令，列舉了清河郡太守的條條罪狀，后將他罷官論罪。蘇章此舉，使冀州境內大小官吏皆肅然起敬。

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親親相隱，官官相護，徇情枉法之事司空見慣。然而，蘇章卻能正確處理“私情”與“公法”的關系，不徇私情，秉公執法，實屬難能可貴。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今天，廣大執法者更是時時都要面臨著私與公、情與法的沖突和考驗。

大量法律實踐證明，面對沖突和考驗，只有拋開狹隘的個人之情，執法者才可以更好地運用法律的手段懲惡揚善，真正體現法的公正和尊嚴。就人類賴以延續發展、人性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同情感來說，情與法在其本質精神上是一致的。如人的憎惡邪惡、痛恨暴虐、同情無辜、憐恤弱小等感情，不僅與法并不矛盾，而且也是法所著力維護和弘揚的。有了這些美好的情感，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順乎民意，許多立法上的缺陷以及法律的修改往往就是起因于它的不合情理。因此，我們不能斷言“法不容情”。法所不容的只是個人私情，而仁愛之心、憐憫之情以及責任感和正義感是執法者秉公執法所不可缺少的。正如培根在《論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為法官者應當在法律的范圍內以公平為念而毋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

作為執法者，我們必須摒棄私情，常懷為民之情，執行公正之法，才能在情與法中求得公正，情與法的天平才會永不傾斜。

法與情雖然有別，但并非完全對立、互不相容。

法是按照人的意志制定，并由人來具體實施的。

由于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和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法的制定不可能盡善盡美，法的實施更是因人而異而很容易出現偏差或失誤。

排斥感情因素，并不能保證司法人員執法的公正性。

而真正秉公執法的，也不象一般人想象的那樣都是無情無義的冷血者。

情與法的正確對待方式;

大量法律實踐證明，面對沖突和考驗，只有拋開狹隘的個人之情，執法者才可以更好地運用法律的手段懲惡揚善，真正體現法的公正和尊嚴。

就人類賴以延續發展、人性中所不可缺少的共同情感來說，情與法在其本質精神上是一致的。

如人的憎惡邪惡、痛恨暴虐、同情無辜、憐恤弱小等感情，不僅與法并不矛盾，而且也是法所著力維護和弘揚的。

有了這些美好的情感，法律不斷完善的過程也就是法律更加合乎人情、更加順乎民意，許多立法上的缺陷以及法律的修改往往就是起因于它的不合情理。

因此，我們不能斷言“法不容情”。法所不容的只是個人私情，而仁愛之心、憐憫之情以及責任感和正義感是執法者秉公執法所不可缺少的。

正如培根在《論司法》一文中曾指出的:“為法官者應當在法律的范圍內以公平為念而毋忘慈悲；應當以嚴厲的眼光對事，而以悲憫的眼光對人。”

法不容情，漢語成語，拼音是fǎbùróngqíng，意思是在法律面前不能容許人情寬容。

出自熊召政《張居正》第四卷第十回：“金學曾實不忍傷害這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但法不容情。”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底線，經常聽到說“情、理、法”，也就是說法律上的標準是對人們最低的要求，所有不管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該受到應有的處罰，而不能為了“情”，不顧法的重要性。沒有例外，因此說法不容情。

《張居正》是熊召政創作的長篇小說，共有四卷，2002年結集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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