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事件——一樁觸目驚心的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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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 5月，“文化大革命”剛剛開始，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伙利用他們竊

取的那部分權力，首先從幾家重要報刊入手，發起了一場對所謂“三家村”反黨反社

會主義黑店”的“批判”。其規模之大，來勢之猛，調門之高，在建國以來思想戰線

歷次運動中是罕見的。5月8日，江青一伙化名“高炬”、“何明”，同時拋出兩篇定

調的文章，瘋狂叫囂要向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緊接著，他們的黨羽

戚本禹、林杰之流蜂擁而上，對《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大打棍子，大扣帽子，

發動了全力圍剿。5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上拋出了黑文

《評“三家村”》。全國報刊，都奉命轉載。這一場圍剿，是這幫隱藏在黨內的大奸

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之后，精心制造的一場更大的文字獄。

這場反革命的文字獄使《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的作者鄧拓、吳晗、廖沫

沙三位同志橫遭迫害。鄧拓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吳晗在殘酷的打擊迫害下，也離開

了人世；廖沫沙在精神和肉體上也遭受了極大的創傷。林彪、“四人幫”一伙不僅“

株連九族”，而且實行“瓜蔓抄”，用所謂“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

許多領導干部，以及《北京日報》、《前線》、《北京晚報》的領導干部和編輯人員。

不少省市的報刊因為也辦過一些類似的專欄，許多作者因為也寫過幾篇雜文，便同樣

遭到迫害。林彪、“四人幫”一伙就是用這種狠毒殘暴的手段，使我國上層建筑各個

領域，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出現了“萬馬齊喑”的可悲局面。

一張憑空捏造的“時間表”

反動文痞姚文元在《評“三家村”》一文的開頭，就聳人聽聞地給鄧拓、吳晗、

廖沫沙三位同志的寫作活動定了性質，說什么這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

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為了證明這一假設，姚文元經過精心

策劃，開列了一張“三家村”怎樣開場、怎樣進攻、怎樣退卻的“時間表”，據說“

只要一看時間表，立刻可以得到異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人們只要把這個“時間表

”同“三家村”的全部寫作活動對照起來看一看，就會發現，這完全是毫無事實根據

的誣陷。

1961年春節前，《北京晚報》約請廖沫沙寫了一篇迎新春、鼓干勁，搞好農業生

產的雜文《“臘鼓催春” 小記》。文中引用古籍中“臘鼓催春”一詞，鼓勵農業戰

線的同志們鼓足干勁搞好生產。這是一篇鼓舞干勁、文情并茂的雜文。在發表于2 月

份的另一篇雜文《“史”和“戲”》中，廖沫沙就《海瑞罷官》的演出談“史”和“

戲”的關系，他認為史和戲歷來門戶之見很深，而吳晗“‘破門而出’了，歷史家卻

來寫‘戲’。所以我說，這真是難能可貴。”吳晗在回信中建議廖也能動筆寫點戲。

這本來都是很正常的事。姚文元卻無中生有地斷定“三家村”“認為進攻的時機已到”、

“真有點拼一拼的樣子”。于是憑空編織了所謂“摩拳擦掌”、“破門而出”、“要

‘大干’一場”的罪狀。

鄧拓為《北京晚報》《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寫稿，是1961年8月至1962年9月的事。

在這期間，《前線》雜志開辟了《三家村札記》雜文專欄。當時，正值我國國民經濟

暫時困難時期，《北京晚報》的編輯多次請鄧拓寫些雜文，激勵先進，策勵后進。鄧

拓有感于一些人沉迷于個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不珍惜大好光陰，便寫了《燕山夜話》

的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鼓勵人們應當多勞動、多工作、多學習，不要讓時間

白白地浪費掉。這也是鄧拓從事《燕山夜話》雜文專欄寫作的主要目的。這篇雜文受

到了廣大讀者的歡迎。而姚文元卻說這是主將“登臺”“上馬”，想從腐蝕人們的“

生命的三分之一”開始，直到把全部生命腐蝕掉，是為“和平演變”組織力量，以便

“顛覆整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資本主義復辟。”

《燕山夜話》問世不到一年，黨中央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認真總結建國

十三年來黨的工作的經驗教訓。毛澤東同志在會上號召大家發揚社會主義民主，認真

實行“三不主義”。毛主席語重心長地指出：“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

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

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 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

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

政。”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一掃我國政治生活中的沉悶空氣，人民群眾敢想敢說敢干

的革命精神有了發揚。

這以后的一段時間里，包括《人民日報》在內的許多報刊都堅決貫徹黨的“雙百”

方針，從內容到形式，有了較大的改進。很多報紙副刊的專欄辦得生動活潑。例如，

《人民日報》副刊開辟了由夏衍、吳晗、廖沫沙、唐?、孟超等同志負責撰寫的雜文

專欄《長短錄》。在這種比較生動活潑的政治空氣的鼓舞下，鄧拓同志繼續利用工作

之余的一點時間，在《燕山夜話》中寫了 150多篇，在《三家村札記》中寫了18篇。

吳晗、廖沫沙同志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陸陸續續地為《三家村札記》和其他報刊寫

了不少文章。后來《燕山夜話》結集成書，前后共印行了30萬冊之多，受到讀者的好

評。

1962年9月2日，《北京晚報》的同志給鄧拓送去一本《三十六計》的油印本，并

要求他講一講“中國古代兵家用計”的事。鄧拓應約寫了一篇《三十六計》。由于其

他原因，鄧拓的雜文沒有繼續寫下去，因此，這成了《燕山夜話》最后一篇。姚文元

別有用心地說，這是因為 9月召開了黨的八屆十中全會，“牛鬼蛇神心驚膽戰，受到

極大的震動。‘三家村’見勢不妙，開始了退兵”。姚文元說得活靈活現、煞有介事。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 200來篇文章，多數是就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有感而發的，或褒或貶，切中時弊。也有知識小品，幫助讀者增長知識，提高認識能

力。還有關于學習方法的短評以及歷史考證、地方掌故。《燕山夜話》中有28篇是讀

者出題目，作者寫文章。這些題目，是中央負責同志出的。據當時有關的編輯同志追

憶，在《燕山夜話》的文章陸續發來期間，每天都收到讀者歡迎這個專欄的信件，也

有個別讀者對某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沒有一封讀者來信說是“大毒草”。難道

成千上萬的讀者都不懂什么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只有江青、姚文元才有特

別的識別能力? 當然不是。他們不過是以《海瑞罷官》為導線，以“三家村”為突破

口，重操秦檜的“莫須有”故伎，大興文字獄，為篡黨奪權撈取政治資本。

構筑文字獄的卑劣手法

為了把“三家村”雜文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姚文元從《三家村札

記》和《燕山夜話》200 多篇雜文中挑出24篇當靶子，對其余的大量作品，或裝聾作

啞，或含糊其詞。然而，就從姚文元對這20多篇所謂“毒箭”“毒草”的“分析”中，

我們也可以看出這個反動文痞是怎樣采取陰險卑劣的手法來構筑文字獄的。

手法之一是：尋詞摘字，斷章取義。

我們已經在上述“時間表”中，看到姚文元用拼湊法湊出了“三家村”如何出場

的妙文。他又用同一手法，拼湊出了一個所謂“三家村”1962年“對形勢估計”。他

先從吳晗的《說浪》里，挑出一個“浪”字，再從鄧拓一篇談春節民間習俗的雜文《

今年的春節》中，摘出“解凍”二字，然后強拉到一起，胡說：“浪”就是“一股沖

擊黨的領導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逆流”。對別人的文章先進行“肢解”，再根據自己的

需要進行“接肢”，這是姚文元的一個創造!

為了捏造鄧拓“竭力鼓吹向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學習”的罪名，姚文元抓住一

篇談接待外賓工作的雜文《交友待客之道》，從中挑出幾個詞，湊成了這樣一句話：

鄧拓“鼓吹要‘學習’‘團結’‘比自己強’的國家，‘要歡迎朋友比自己強’”，

然后便宣布鄧拓“這是惡毒攻擊我們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要求把修正主義請進

門，引狼入室”。這又是“莫須有”的罪名。這篇雜文的真實寫作背景是：當時正在

舉行第2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各國朋友云集北京，編輯同志請作者寫一篇中國人民

交友待客習俗的文章，以利做好接待工作。在文章結尾，作者明明白白寫著“要歡迎

朋友比自己強，這對自己有好處，因為可以向他學習，提高自己。目前參加國際運動

競賽的同志們，應該好好體會這個意思。”無奈鄧拓同志指出的“這個意思”不符合

姚文元的需要，于是他一刀砍下，硬把向各國運動員學習歪曲成“學修正主義”，歡

迎各國運動員就變成“歡迎修正主義”了。

手法之二是：索隱發微，牽強附會。

姚文元一伙是十足的主觀唯心主義者和實用主義者，他們衡量事物的標準只有一

個，就是是否有利于他們篡黨奪權的需要。從這種需要出發，“三家村”雜文成了他

們索隱發微，牽強附會的材料。

鄧拓的《兩則外國寓言》，是被姚文元視為極其“瘋狂”的黑文之一。這兩則寓

言，諷刺了一個聲稱能跳得最遠而實際根本不行的運動員，又諷刺了一只夸口要燒干

海水的山雀以及那些帶著湯匙到海邊等著喝魚湯的人們。雜文發表于1961年11月。當

時組稿的同志一眼就看出作者意在諷刺前不久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吹的“一國進

入共產主義”“土豆燒牛肉的共產主義”那一番牛皮。這篇雜文既罵了赫魯曉夫，又

不露痕跡，文章做得很巧妙。事情過了四年多，當事人還在，姚文元卻硬說成是“惡

毒地嘲笑我們黨為克服困難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針”，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專治“健忘癥”》是使姚文元認為可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又一篇雜文。在這

篇雜文中，鄧拓引據明代陸約《艾子后語》中的一則故事，敘述健忘癥的癥狀，開列

出各種治療方法。由于這篇雜文沒有點明諷刺對象，也沒有區別“治療”手段的性質，

因而人們可以作不同的解釋。姚文元乘此空隙扣上一頂帽子，胡說“這篇文章惡毒誣

蔑黨的負責同志患了‘健忘癥’”，用心十分險惡。其實《專治“健忘癥”》的所說

的“自食其言，言而無信”的這種社會現象是客觀存在，對這種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

進行抨擊又有什么過錯呢?

手法之三是：混淆事物性質，無限上綱。

“三家村”雜文中，許多是歌頌黨和人民革命斗爭事業的，也有不少是以古喻今，

對我們社會的某些現象有所批評或諷刺，有所建議和倡導。在寫作手法上，有的直截

了當，有的比較含蓄曲折。對我國社會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現象，實事求是地進行批評、

諷喻，以達到改進的目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給予每個公民的政治權利，也是一個作者

對黨的事業負責的表現。姚文元蓄意混淆事物的性質，把對個別領導人作風的批評說

成是對黨對毛主席的誣蔑，把批評某種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的東西，說成是對社會主

義制度的反對和攻擊，把藝術風格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說成是資產階級自由

化。對姚文元說來，對于任何一個“問題”，如不上升到“自覺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反

毛澤東思想”這個“綱”，他是絕不住手的，活現出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臉。

《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批評和諷刺得最多也最深刻的，是那種吹牛皮、

說大話、不依靠群眾，不按客觀規律辦事的現象。紙上談兵的趙括，言過其實的馬謖，

自稱活了數千歲的方士，夸口養了三千食客的季孫氏等，就是這樣的典型。作者通過

這些生動的古代故事，告訴人們要引以為戒。《偉大的空話》一文，更辛辣地嘲諷了

那些愛講空話的人，奉勸專愛說“偉大的空話”的人們及早去“休息”。這些意見，

寫得尖銳辛辣，但仍然不失為一種善意的批評，今在讀起來仍然有極大的現實意義。

姚文元抓住文章列舉的空話中有“東風是我們的恩人，西風是我們的敵人”這一句，

硬說這就是“明目張膽地咒罵‘東風壓倒西風’這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論斷是

‘空話’”，從而把整篇雜文說成是對毛澤東思想的攻擊。這一來，一方面把正常的

批評打成了惡意攻擊，堵塞了言路，另一方面又為以后社會上形形色色的“偉大的空

話”大開綠燈，使之泛濫成災。

姚文元把所謂“為右傾機會主義者翻案”當成他打人的最得意的棍子，誰敢說一

點真話，講一點不同意見，誰就是反黨。鄧拓的《智謀是可靠的嗎》一文，通過歷史

上幾則故事，諷剌了那種喜歡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眾意見的現象，提出“任何智

謀都不是神秘的，不是屬于少數天才的，而是屬于廣大群眾的”。姚文元一口咬定“

要‘皇帝’‘博采廣謀’”，就是“要黨中央接受他們支持的那條修正主義路線”。

姚文元把“三家村”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店”所使用的手法，是林彪、“四

人幫”一伙的看家本事，是他們對人民實行“全面專政”，建立封建法西斯專制主義

王朝的一個法寶。從《評〈海瑞罷官〉》到《評“三家村”》，從《評周揚》、《評

陶鑄的兩本書》，直到九年之后的《評三項指示為綱》，使用的都是這種構陷之術。

這一點也不奇怪，既要加害于人，又沒有什么根據，只好乞靈于造謠、誣陷了。

篡黨奪權的重要步驟

《評“三家村”》，是林彪、陳伯達、江青、姚文元一伙野心家篡黨奪權全盤計

劃中的一個嚴重步驟，是他們在全國大規模地殘害革命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一個重

要開端，姚文元在文章中曾經殺氣騰騰地叫喊：“不管是‘大師’，是‘權威’，是

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

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來，批判它們、踏倒它們”，并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

子”。上揪之外，還要下掃“三家村”“在新聞、教育、文藝、學術界中”的“贊賞

者和追隨者”。這就是說，他們一伙的屠刀不僅要殺向北京市委，而且要殺向全國各

地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殺向文化、學術名界，要橫掃一切，打倒一切。果然，隨著《

評“三家村”》的出籠，一場政治大迫害的腥風血雨便迅速遍及全國了。

三家村這個品牌屬于經典品牌，最早起源于南宋，其手制藕粉的工藝，被列為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隨園食單》里面就提到過它，這首兒歌，就是制作藕粉的工藝了：

“春養塘，夏白荷，秋藕熟，冬摸藕；

凈洗藕，刀去節，藕研磨，渣過濾；

復細濾，精沉淀，原分塊，純手削；

形自然，薄如雪，恒溫干，色精純；”

?

當然，藕粉市場的亂象，也影響過三家村這個品牌，由于有不同的生產工廠，生產線的控制不是很到位，部分工廠也有生產過不合格產品，央視就曝光過“余杭區三家村藕粉廠”生產的藕粉不符合標準。根據杭州的地方標準規定，藕粉分為純藕粉和速溶藕粉（調制藕粉），其中純藕粉中的典型藕淀粉顆粒含量不能低于50%，而速溶藕粉（調制藕粉）中的典型藕淀粉顆粒含量不能低于40%。很多廉價藕粉，其實是不符合規定的調制藕粉，連藕粉味兒都沒有。

三家村四家店意思是三家村被定性為反黨集團。不久，所謂彭、羅、陸、楊等四人，當時被稱為四家店。也成為人們口誅筆伐的批判對象。三家村一詞在《漢語大詞典》中有兩個義項：一是"偏僻的小鄉村"。二是"文革"用語（專指1966年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因之前在《前線》開辟《三家村札記》專欄而被誣為"三家村反黨集團"）。事實上，"三家村"在唐代已出現，其最早出自唐代王季友《代賀若令譽贈沈千運》："相逢問姓名亦存，別時無子今有孫。山上雙松長不改，百家唯有三家村。詩中"三家"與"百家"形成鮮明對比，當年百戶的村落如今僅馀數家（"三家"為虛指，極言其少），蒼涼之感躍然紙上。

三家村指的是廖沫沙、鄧拓、吳晗。《三家村札記》是刊物《前線》雜志上的一個專欄，其主要介紹做人做事、行軍打仗等方面的歷史知識，并以此指出現實生活中的錯誤，具有很強的針對性。

札記文章的篇幅都較短，但富有啟迪性，給當時的讀者傳輸了很多趣味性可讀性很強的知識與真理，深受讀者喜愛。

三家村的來由

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刊物《前線》雜志為“豐富刊物內容”“活躍氣氛”“提高質量”開辟了一個專欄“三家村札記”，該專欄邀請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廖沫沙三人合寫。

他們約定，文章以一千字左右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輪流寫稿。作者由三人取一個共同的筆名：吳晗出“吳”字，鄧拓出“南”字（筆名“馬南邨”），廖沫沙出“星”（筆名“繁星”），合稱“吳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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