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中蘇新疆伊犁鳴槍沖突是指發生于20世紀50年代中蘇交惡高潮時一系列中國和蘇聯之間的武裝軍事對抗。其中的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幾乎導致了蘇聯和中國兩國之間的戰爭。蘇聯不斷挑起邊境流血事件，導致中蘇邊界沖突升級。其中的珍寶島保衛戰（亦作：珍寶島自衛反擊戰）幾乎導致了蘇聯和中國兩國之間的戰爭。

中蘇邊界問題是長期存在于中蘇兩國之間的歷史懸案。新中國成立后，由于中蘇同盟建立，雙方一直不曾觸及邊界問題。上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蘇之間裂痕不斷擴大，邊界爭端也即肇啟，并且隨兩國關系的惡化，邊界沖突不斷升級。

面對蘇聯軍事、政治壓力，毛澤東開始考慮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特別是在蘇聯不斷挑起邊境流血事件、邊界沖突升級后，毛澤東便將中蘇邊界問題納入其對外戰略之中，作為松動對美關系、聯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斗爭手段。

1964年中蘇邊界談判失敗后，尤其是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提出“有限主權論”，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個極其嚴重的挑戰[2]。

1969年中蘇邊界出現的武裝沖突及由此引起的中蘇兩國的緊張對峙，是全國解放后軍事斗爭和現代國際關系史上的一項重大事件。由于當時中國政府的努力和雙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邊界沖突未進一步擴大，但是由此造成的中蘇兩國在戰略上的嚴重對峙，對于中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及軍隊建設都產生了重大而又長遠的影響。

據媒體報道，由于新冠疫情的不確定性，伊犁的疫情已經波及到新疆的7個地州市，這也讓許多人感到好奇，當地采取了哪些防疫保障工作呢？據了解，當地已經采取了疫情應急處置措施，組織專業的消毒隊伍，強化對涉疫地區的全方位消毒，同時也對相關人員進行隔離，有效阻斷病毒的傳播。

對此，許多網友議論紛紛，有些網友認為，此次伊犁的疫情防控形勢也是十分嚴峻復雜的，同時也由于之前許多人都到新疆地區進行旅游，也加劇了疫情向外擴散的風險，希望伊犁地區的相關部門能夠做好當地的疫情防控工作，減少疫情外溢的風險；同時，還有一些網友認為，伊犁疫情波及新疆7個地州市，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肯定也是有著許多影響的，希望相關部門能夠找到此次疫情發生的源頭并處理相關人員的防控不力；此外，還有一些網友認為，需要以客觀、理性的態度看待這一事件，畢竟事情已經發生了，現在主要需要做的就是控制疫情的傳播，避免對其他地區造成影響，同時，由于正值暑假期間，新疆地區的游客也是十分多的，希望相關部門能夠做好大數據的跟蹤，找到密接以及次密接人員，做好疫情的阻斷。

據相關知情人士表示，此次發生在伊犁地區的疫情已經造成了大范圍的傳播，而當地也已經在積極地調配核酸檢測資源，對各地開展持續多輪的核酸檢測篩查，以確保每一個人都不漏掉。

據此，筆者認為，伊犁疫情已經波及了新疆7個地州市，這一事件也表明了目前國內的疫情形勢也是十分復雜的，希望當地能夠做好疫情防控，控制好當地的疫情，打贏這場疫情防控的攻堅戰。

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禮堂火災（又稱“二·一八”火災）是1977年2月18日晚22時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力瑪里的伊犁農墾局六十一團場（今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四師六十一團場）禮堂的火災。火災死亡694人、燒傷致殘161人。事件過程

1977年2月18日是中國春節（農歷正月初一）。春節前，該團場供銷社采購了不少鞭炮。當天晚上預定21點在團場俱樂部露天場開始放映朝鮮電影《戰友》。由于當晚室外氣溫低達零下二、三十度，故在電影開始放映前十多分鐘，臨時改為在露天場對面的團場禮堂放映。

該禮堂建于1966年，其總面積為760平方米，實用面積為601平方米。該禮堂寬14.52米、長42米、頂高7.2米、墻高3.7米。禮堂設有17個大窗戶和7扇門。其屋頂是用木條插拼的棱形格椽，基本沒有梁，使用木板蓋面，覆蓋有兩層油毛氈和三層瀝青。1972年，禮堂正門外面加建一柱廓，有兩個直徑1米的柱子。1975年3月，上級主管部門準備在該團場召開“學理論、抓路線、促春耕現場會”，故團場黨委決定改造該禮堂，用磚將17個大窗戶從下往上砌起來，僅留下17個大小為0.6米×1.4米的無玻璃窗洞。1976年2月，在該禮堂的二期改造工程中，禮堂南北三個大門被堵死，其余各門皆上鎖或用鐵絲擰住，不能通行。只有禮堂南側一個僅1.6米寬的大門能夠通行。火災發生時，該禮堂內后半部分還堆放著團場人于1976年時為悼念毛主席逝世而扎制的各式花圈。

晚上21時30分左右，電影開始放映。22時15分左右，小學生趙廣輝在禮堂內點燃了一個俗稱“地老鼠”的花炮。這只花炮竄進了花圈堆，引燃了花圈。火焰又躥到房頂，銀幕以及屋頂上懸著的電線很快著火，禮堂內濃煙彌漫。隨后禮堂前部分部分的屋頂出現明火，屋頂的木板、油氈、瀝青開始紛紛墜落。由于出口太小，禮堂內大部分人均未能逃脫導致發生重大傷亡。

事件傷亡

火災死亡694人、燒傷致殘161人。死亡人員中的500余人是該團場子弟學校學生（該校為小學、初中、高中合校，當時共有在校學生近1600名）。

事件善后

火災發生后，1977年2月19日，伊犁軍分區緊急電話聯系駐霍城惠遠的伊犁軍分區邊防八團，要求該團迅速前往六十一團場進行救援。邊防八團決定由副團長陳福元任救援隊長，帶領機動營兩個連共280多名官兵前去救援。每位救援官兵均攜帶一把十字鎬、一把鐵鍬、兩副口罩。

陳福元回憶稱，看到部隊官兵趕到，群眾讓出一條通道，但門口根本進不去，靠門口的地方，尸體堆得有近一米高。大多數人燒得和煤炭渣一樣，有些人像瀝青一樣粘在一起。空氣中充斥著一股令人作嘔的味道，不戴口罩根本不可能靠近。我們拿著鐵鍬和十字鎬站在尸體堆里不知如何下手，也不忍心下手。但是我們的任務就是清理現場，大家必須動手。

經過4個多小時的清理，現場基本清理完畢，遇難者遺體被分開擺在禮堂外的院子里。

伊犁農墾局黨委副書記、副局長馬驥擔任了“二·一八”火災善后處理小組組長。他在2月19日晨接到通知后趕到火災發生現場，負責火災善后處理事宜。一些遇難者親屬因為悲傷和憤怒，便將怒氣撒在六十一團場政委周政夫以及前來調查事故原因的中共伊犁地委領導身上。但實際上團場政委周政夫自己的女兒也在火災中遇難。為了穩定群眾情緒，2月底，根據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中共伊犁地委的決定，馬驥兼任六十一團場政委，負責處理“二·一八”火災善后事宜。

在遇難者全部安葬完畢后，有的遇難者親屬為了泄憤，甚至準備將周政夫女兒的尸體從墓里扒出來暴尸示眾。經過馬驥的耐心工作，總算化解了這一事件。在馬驥的堅持下，上級領導采納了他的意見，上級公安部門沒有抓一名鬧事群眾。馬驥通過支持鼓勵遇難者家屬回老家探親或聯系調動至其他單位工作，緩解了遇難者家屬的悲痛情緒。

1978年7月，在火災善后事宜基本處理完畢后，馬驥調任中共伊寧市委副書記。[1]

事件紀念

鑒園是1997年該團場將已保留近20年的禮堂殘墻推倒后建立的開放式火災教育主題公園。惟該公園的建設至2007年尚未完工，只有“一個門樓、一堆土包、一座亭子，一圈圍墻”。遇難者的親屬們將鑒園視為紀念地，每年來此憑吊。

三大片是此次火災遇難者的墓地。因該墓地為三塊連片的墓地而得名。

藝術作品

作家張賢亮1983年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時得知該火災情況。此事觸動他寫下了小說《肖爾布拉克》。2006年他在《新疆舊事》一文中提及了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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