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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的超級大國:世界向左(美國向右())

xj 202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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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加)馬克·斯坦恩

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2003年,英國首相托尼·布萊爾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講時說道:“英國深知,處于主導地位的國際強權看似無可匹敵,實際上卻是短暫易逝。真正的問題是:你走后究竟留下些什么?”

這真是個極好的問題。如今,七國集團(G7)中3/7的主要經濟體都流淌著英國的血統。在人均GDP最高的20個國家中,至少有11個國家是或曾經是英聯邦國家。如果你認為這一說法不合理,覺得這些國家大多是些備受鄙視的殖民地和避稅港——比如百慕大、開曼群島——好吧,那咱把人口低于2000萬的國家去掉,前4名照樣被說英語的國家包攬: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全世界各個角落的關鍵性區域國家都曾被英國統治——比如南非和印度——與此同時,不少次要一點的關鍵性區域國家也都經歷過處于英國管轄之下的歷史,且在英國統治時期,這些國家的境況通常也都比往日更好一些:不信你試試去印度尼西亞(前荷蘭殖民地)——而非馬來西亞(前英國殖民地)做生意,或者去海地(前法國殖民地)——而非圣盧西亞(前英國殖民地)做生意,高下立判。

當然,即便是當代的頭號大國,其政治性格同樣源于18世紀的英國子民,他們那時候甚至能夠把英國的政治理念傳播到英國政府都不愿征服的偏遠角落。

我斗膽指出這等盡人皆知之事,是因為英國人絕不會自己指出來。小布什總統的前演講撰稿人大衛·弗盧姆(David Frum)一兩年前曾經寫道:“不少國家患上了自大狂的病癥,而英國的病癥看起來更是世間罕見,因為他們總是在說自己的壞話。”20世紀60年代末,時任英屬亞丁(現也門首都)殖民總督的理查德·特恩布爾(Richard Turnbull)曾躊躇滿志地對英國國防大臣丹尼斯·希利(Denis Healey)說道,大英帝國以后只會因兩件事而被后人銘記——“英式足球的流行普及,以及‘滾犢子’這句罵人的糙話。”比起在文化層面對自己進行形形色色的批判與抨擊,英國或許更應對乖僻邪謬的“歐洲崇拜者”甩出后面那句糙話——‘滾犢子’。這些“歐洲崇拜者”認為,歐盟要想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就必須對其成員國中的失敗者進行改革,特別是對其所施行的英式法律、習俗和議會民主制進行徹底的清算。

英國從來都不是一個所向披靡的巨人,即便在它的國際權力達到頂峰之時也不是。但迄今為止,再沒有哪個國家能像英國一樣,在語言、法律、政治、商業以及具有普世意義的文化層面留下如此之多、如此之久的人類遺產。

今日,我們生活在美國主導的時代,盡管美國尚無打算要走,但“你走后究竟留下些什么”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好問題。美國打算如何利用這個屬于它自己的時代呢?它究竟想給這個世界留下些什么遺產呢?

不過,即便只是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也會讓人覺得有些“反美”的意味。美國擁有英國所從未體會過的無與倫比的優勢,這種優勢在英國之前也是世所未有。然而,當前,這種優勢卻呈現為一個悖論:一個非帝國性質的超級大國。無論帝國是好是壞,美國人骨子里并沒有帝國主義的情結——事實上,這一點從解放后的伊拉克身上便可以看得一目了然。

2005年1月,小布什總統就職演說的前一周,我讀了一本名為《鄉音》的雜志,這是我近年來頭一次閱讀這類雜志。一看到封面故事,我便忍不住想一探究竟,故事的標題是:“毀滅的前夜:小布什摧毀世界的四年計劃。”

哈,最好能實現。我們就是這樣,很容易對新一屆的總統任期抱有過高期望。在“9·11”事件的警醒之下,小布什政府逐漸扭轉了幾十年來日益荒腔走板的外交政策方向,并將在其第二次就職演說中予以公開聲明:小布什承諾美國一定將在伊斯蘭世界傳播自由理念——或者,至少也如一位對此深表懷疑的我的好友所說,無論穆斯林喜不喜歡,我們都要把自由理念硬塞到他們的嗓子眼兒中。看上去,這一使命仍像是我們長期承擔的“白人的負擔”——以經濟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價值觀翻版,只不過相較而言更加低碳環保一些罷了。

《美國獨行》

然而,看起來從無哪個國家曾經背負起如此沉重的負擔。現在的世界由美國主導;但美國并不想生活在這個世界之中。

美國軍隊才剛踏入伊拉克的土地,民主黨議員便急著追問“撤軍時間表”。“撤軍時間表”本質上就是一個寓意著無心戀戰的教科書式的名詞定義。在戰爭中,撤軍只有兩種可能:勝利或者失敗。后者當然更簡單易行。容我咳嗽兩聲——也就是說,我們是世界上的主導強權,可是即便我方人員的死傷率已降至歷史新低,我們依然無法面對和承受,所以如果你們不介意的話,我們下一站就撤了。對于一個充滿矛盾的超級大國而言,“收拾好鋪蓋卷兒回家”意味著一場意蘊無窮的爭論,右翼人士堅持孤立主義,左翼人士堅持國際主義——千萬別誤會這種國際主義,除了一張傻笑的臉以及每兩年去歐盟國家參加一次宴會,它本質上還是孤立主義。這種國際主義不過是一種裝模作樣的解決方案——也就是外交政策的表面文章。

對于一個具有戰略眼光的國家而言,針對“撤軍時間表”的問題,正解應該是:沒有“撤軍時間表”,也根本不應探討“撤軍時間表”,這種字眼本來就是何其愚蠢的一種表達。在其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小布什總統給出了更加文雅的回復:“自由能否在我們國家繼續留存,越來越取決于自由能否在其他國家找到棲身之所。”

如果你想進一步理解“撤軍時間表”的問題,在我們南方的“邊界”就有一個近在咫尺的例子。一個世紀前,美國對墨西哥的外交政策就是全面撤退加全無戰略。這個禮拜,新上任的墨西哥軍事獨裁者敢不聽話?沒關系,沖進去暴揍丫一頓,再跑出來就是了,然后讓當地人選出新一任的爛總統。假如新總統也不聽話,那就再回去暴揍丫,然后再跑出來。這種外交政策駭人聽聞,但也“成果”豐碩——如今,3/4的墨西哥裔人口生活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和亞利桑那州——對于那些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而言,他們可從來都沒有什么“撤軍時間表”。2006年,在全美各地上演的“百萬墨西哥人大游行”中,墨西哥移民興奮莫名地揮舞著手中的標語牌:“白鬼子,你們怎么還不滾回歐洲老家?”不難看出吧,大部分非法入境的墨西哥人認為,那些合法居住于此的本土美國人才應該被驅逐出境。

再想想,當英國闖入印度之時,根本沒有什么“撤軍時間表”,人家在那兒安家立業、世代傳承,進而促成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以及當代美國的一個重要盟友。美國和英國,誰的策略看起來更加明智呢?那些美國保守派——即宣揚“權力政治”的群體——那些嘲笑“國家改造”的人們都應該好好反思,假如英國當年也像美國今日這般疑慮重重,印度次大陸將會變成哪般模樣:如今,它可能就是另一個阿拉伯半島——國土之上的獨裁國家多如牛毛,印度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無不傾心于暴君獨裁統治,并發展出法西斯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當地變種。這里將是一個極不穩定的地區,到處都是未受教育的居民,根本無力在今日我們已不可或缺的客服中心接聽電話或提供技術支持。每一個曾在凌晨3點致電客服中心、得到印度籍接線員蘇蕾什或拉吉夫幫助的美國人,都應該對印度教育為我們帶來的生活便利心懷感激。你還應對麥考利勛爵(Lord Macaulay)感激涕零,在他頗負盛名的《1835年政府備忘錄》中曾有一句話:倫敦派遣了一代又一代的校長和老師——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去填補帝國殖民地的空虛地帶,他們堅信——只要孜孜不倦地向當地民眾介紹莎士比亞、《英國大憲章》和艾薩克·牛頓爵士,他們實質上就賦予了殖民地公民一本通往現代世界的萬能護照。

一個治理失敗的國家定會時常驚擾鄰國的安寧。對于這一點,你不妨盯著西非地區的地圖琢磨,就一定能夠心領神會。在策動“9·11”事件的恐怖分子中,有4人獲得了有效的美國身份證件,并據此通過了“非法入境者”的網上核查,最終于2001年9月11日早間登上了飛機。我這么說可不是毫無根據——如果你想探尋“9·11”事件真正的“根本原因”,你不妨首先從美國未能在墨西哥成功實現“國家改造”想起。迷戀于“撤軍時間表”的問題就在于,眼下世界各地都成了墨西哥——表面上看,“9·11”恐怖分子都是非法入境者;可夸張一點說,這些年來,只要你能掏得出幾百美元,外加一張信用卡,你就能輕而易舉地進入美國并把它炸個底朝天。不信你瞧,非法入境的兄弟們如今可都是你的鄰居啦。

在文化上,美國是孤立的,與它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成反比。好啦好啦,我知道的——你大概閱讀過1000篇有關美國“文化帝國主義”的文章。你大概想告訴我,如今你飛往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大家都吃著麥當勞、穿著牛仔褲、聽著美國流行歌曲、搶著去電影院觀看《霹靂嬌娃3》。這倒也是事實。可是,那又能怎樣呢?《風流寡婦》(The Merry Widow)曾在百老匯轟動一時,同時也是希特勒最為鐘愛的一部歌劇。如果我把個人資料輸入到某家婚姻介紹所的數據庫中,它可能會把我和伊拉克的薩達姆自動配對:因為他和我都喜歡同一個歌手(弗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和同一種糖果(英國雀巢花街的巧克力太妃糖)。

這算什么啊?不錯,他們很容易愛上美國流行文化,但與此同時卻又深深地厭惡美國:在倫敦,主流大報都為美國的時髦文化預留了大片版面——《衛報》也好,《獨立報》也罷——而它們卻恰好又是反美情緒最為高漲的輿論陣地。更慘的是,如果他們對美國流行的垃圾文化嗤之以鼻,其對美國的厭惡之情也必將更上層樓。于是乎,法國前外長讓-皮埃爾·舍韋內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斷:“美國正致力于使法國人的智商發生有組織的大規模退化。”好吧,如果你也曾何其有幸地連續一整周觀看了法國電視臺的弱智節目,上述這個論斷聽起來還是蠻有說服力的嘛。2002年,在法國的某個鎮政府內,一群左翼的環保主義瘋子實施了一起槍擊案件,隨后,法國總統候選人阿蘭·馬德蘭(Alain Madelin)將之譴責為“美國文化的副產品”。我就納悶了,一個法國人槍殺了另外8個法國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卻印證了美國文化的惡性影響力?

你大概能明白他到底在暗示些什么。除了極個別的例外,無論你身處世界的哪個角落,你所幻想的景致全部來自于美國:在你記憶里的某部電影中,洛杉磯高速公路上的飆車大戲,紐約中央公園里的卿卿我我,以及世貿中心雙子塔的世紀大爆炸。整個世界都在以一種中子彈爆炸后的詭異心態觀看著由好萊塢所呈現的美國:他們看到了性愛、毒品、搖滾、槍戰和大火球,然而,美國的精神卻仍被他們視為異類。這可不是一種什么健康的心態。在一些重要的問題上——毫無冒犯之意,時下年輕人最迷戀的流行歌手希拉里·達芙不算在內——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文化鴻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寬闊。你要是把“文化霸權”僅僅定義為漢堡包,那么美國的確已經統御了全世界。然而,在更廣義的文化層面,這只是世界上大多數人用以充饑的口味之一罷了。

2004年,小布什總統在愛爾蘭發表演講時說:“歐洲和美國是由家庭、友誼、共同的奮斗史和共同的價值觀所維系在一起的。”果真如此的話,總統先生和其他許多美國人恐怕先得共同奮斗一番——搞清楚歐洲與美國的共同價值觀到底是什么。2002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訪問時,小布什先生對美國的北約盟友們直言不諱:“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自由、人權和民主。”

了不得啊不得了!自從1990年,什么自由、人權、民主都是人所共同信奉的萬金油,除了遜尼派三角地帶的恐怖分子頭目,這些價值觀幾乎涵蓋了世上的每一個人。在他們眼中,“共同價值觀”和“祝你萬事如意”沒啥子區別,都是些吉祥話兒罷了。當你想試著把“共同價值觀”變得更具體時,情況卻變得異常復雜。美國每年的軍費支出占其GDP的3.4%,而其北約盟國們的軍費支出卻平均只占其GDP的1.9%。看到了吧,如果他們確實與我們擁有著“共同的價值觀”,歐洲為啥卻總盤算著花更少的錢來保護它?除此之外,在一大堆其他問題中,從槍支管制到宗教政策,美國從來都是個例外。以北美的視角觀之,從醫療保障到高稅收體制,大多數西方民主國家以及諸多新興民主國家其實都是以加拿大的治國理念為準則的。

美國流行文化的交雜之聲——爵士樂、歌舞女郎、硬漢警察——都與超級強權的政治威嚴格格不入。對于文化的接收方而言,全球流行文化的“美國化”卻促使他們更加逆反,在其他所有領域中掀起了一股“非美國化”的潮流。幾乎所有的超國家行為體——從歐洲聯盟到國際刑事法庭——即便不是對美國價值觀抱持明顯的敵意,至少也心存反感。鑒于更廣泛的美國文化遭逢拒絕,好萊塢明星夫妻——布拉德·皮特和安吉利娜·朱莉——的廣受歡迎并不能使人覺得寬慰。大英帝國曾在全世界傳播它的語言、文化和制度,以至于當今數十個國家的政治和法律文化都源于倫敦。從加勒比海一直到南太平洋,你都能在那里的小島國上發現迷你版的英國議會,當地議員們正驕傲地炫耀著他們的權杖與議事錄。如果說英國是“議會制之母”,美國就是一個未婚卻悠閑的大齡“白富美”——她不急著約會男人,自然至今也做不了“聯邦制之母”。在1945年以來陸續獨立的新生國家中,沒有一個接受了美國這種“去中心化”的聯邦共和體制——即便它可能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創新。

顯然,美國對帝國主義沒有絲毫興趣。首先,它已經具備了帝國的實力,而且它本可以以帝國主義的方式去管理大多數已經為它所控的國家。相反地,美國率先建立了聯邦制,先是按人口分布在其東海岸地區均勻地劃分出13個殖民地,繼而在北美大陸直至東太平洋的廣袤地區如法炮制。嚴格來說,美國稱不上“日不落帝國”,不過太陽確是每天都要在這片土地上升起個好多次。

不僅如此,對于向世界人民“推銷”自由,美國人也深表懷疑。他們自己離不開自由,就像美國的國父們一樣——也正如我們在新罕布什爾州常說的,“不自由,毋寧死”。如果是伊拉克人想建立一個自由社會,美國人大概會給予聲援;但如果伊拉克人不想,并認命地選擇了某個軍事強人以實行獨裁,這也是人家自己的問題,與美國無關。

然而,從哲學上說這或許令人欽佩,但從務實的角度評判,權力一旦出現真空是要壞大事的。如果美國不主動傳播自己的價值觀——比如自力更生、去中心化——其他人自會去傳播它們以占據真空。20世紀80年代,政治學家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曾警告美國的“帝國主義”不要把手伸得太長。話雖如此,但眼下美國的真正危險其實是——“帝國主義”的手伸得太短了——一個超級強權竟然恥于將它無可爭議的成功經驗推銷給世界上的其他國家。

中國并沒有被失去——我們從來就沒有得到它。蔣介石從一開始就沒有贏得過中國,他只是美國外交政策所信奉的“理想主義的現實政治”理念的一個早期受益者——這種關系隱約帶著一種諷刺的意味,那就是“蔣某某可能是個狗娘養的,但無論如何,他畢竟是我們家的狗娘養的”。然而,對于埃及的穆巴拉克、沙特的王室家族以及眼下的許多獨裁者而言,上面那句話可能要反過來說才更合適:“他們可能是我們家的狗娘養的,但終究是個狗娘養的。”即便埃及不會容許反美主義成為緩解國內矛盾的安全閥,穆巴拉克政府也絕不是一個值得深交的摯友。與一個政權結盟和與一個國家結盟,這其中有著天壤之別,不同之處在于——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塔和另外15個沙特人開著飛機撞向了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的玻璃窗,從中不難看出“狗娘養理論”的不靠譜之處——你以為只要美國和穆巴拉克總統或沙特王子們交好,你就可以對埃及和沙特人民憤怒狂暴的反美情緒置若罔聞了?

所以,與其蹉跎十年光陰去追問“誰失去了日本?誰失去了俄羅斯?又是誰失去了歐洲?哦,還有誰失去了英國?”,分析家也許更應去思考一下為什么一個前所未有的單極大國卻并不享受由它自己統領世界的歡樂時光。

大部分美國人對于他們在海外的刻板形象都心知肚明:丑陋的美國人,嘈雜、無禮、無知、傲慢。然而,在大多數方面,事實卻恰好相反:美國或許是歷史上最謙虛恭謹和韜光養晦的世界霸權。“你是站在我們這邊,還是站在恐怖分子那邊?”美國的大部分歐洲“盟友”兩者都不選,大部分中東“盟友”們則兩者都選了。比利時并未和恐怖分子站在一起,但在任何重要的領域它也沒有和我們站在一起。沙特阿拉伯和我們站在一起,但同時也在資助著藏匿于世界每個角落的恐怖分子。這倆國家迄今也依然未改初衷。

美國有巨大的優勢。在歐洲大陸,歐盟國家的經濟規模和人口規模同時萎縮;美國則在這兩方面同時呈現了增長之勢。既然如此,為什么當美國將實力投射到國際體系中時又會受到歐洲理念的束縛呢?21世紀,國際政治的持久特點恰是——一個過度“歐洲化”的國際秩序的全面失敗:聯合國工作人員成全了薩達姆對“石油換食品”計劃的嚴重破壞;歐洲聯盟出錢資助了巴勒斯坦的暴力行動;國際原子能機構為伊朗發展核能的野心提供了最佳掩護;聯合國種族問題峰會恰恰演變成了種族主義的一次放肆狂歡。自“9·11”之后,我們已經深刻體會到,在21世紀早期我們背負著“白人的負擔”,這種負擔的難言之隱并非源于為本國人民鞠躬盡瘁,而是源于要在法國總統希拉克、德國總理施羅德、比利時某位不知名政客、前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英國廣播公司和其他一大堆閑人的持續抨擊之下,仍然堅持鞠躬盡瘁。所謂單極世界的吊詭之處恰在于,正是由于你是世界上唯一的單極強國,你才總是被其他國家所無情地利用。

由于各國的人口形勢變化已經開始產生影響,美國發現自己正處于和以色列一樣孤立無援的危險境地。不妨推測未來五年可能發生的一些事情。法國和歐盟在制定各方面政策時都會遭遇來自穆斯林人口的持續抵制。俄羅斯已經決定,無論出現任何與穆斯林相關的大小問題,長遠戰略都是將抵抗恐怖分子的爛攤子留給美國。人口變化的內在邏輯已經使很多國家看透,站在美國的對立面才會更有前途。

基地組織認為已經使美國坐困愁城了——在他們眼中,美國就像是一個臃腫衰老、四肢攤開、慵懶無力地躺在蓬松墊子上的穆斯林蘇丹(sultan),迷失于對世俗情勢的焦慮之中。美國未來何去何從將取決于兩派人馬之間的相互博弈,一方堅信美國能夠領導世界共克時艱,另一方則認為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可以輕松地“躲進小樓成一統”,直至其優勢地位終結也堅決不問世事。后者正是民主黨費盡心思為美國外交政策熬制的一副包治百病的靈方:“我們需要把權力交給聯合國、歐洲聯盟、阿拉伯聯盟,甚至交給特克斯和凱科斯島(Turks and Caicos Islands)的漁業部副部長也行。”再或者,像托馬斯·弗里德曼——《紐約時報》那位滑稽變態的外交政策評論員——所痛斥的那般:“小布什總統應該把聯合國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北約和聯合國的主要領導人,以及埃及、約旦、沙特阿拉伯和敘利亞的領導人統統請到戴維營做客。在那里,他需要收回此前的癡言狂語,為他所犯的錯誤誠摯道歉。”等等,等等。

為敘利亞和埃及領導人搭臺唱戲,怎么就會給美國帶來戰略好處呢?這種不靠譜的外交建議其實就是一種多邊主義的“政策外包”,在地緣政治上就相當于將你家的草坪外包給“非法移民”去打理:給你,付你多少錢都行,你就給我好好照顧草坪,其他細節我沒時間管,我得趕緊回家去“追劇”——《美國偶像》(American Idol)。難道外交政策也成了美國人自己不愿意干的又一樁活兒?

“共同價值觀”和“普世價值觀”其實并非那么地共同和普世,有志于捍衛這些價值觀的世人則更加稀缺。這些價值觀只在少數幾個國家中延續至今。未來的日子里,美國必須嚴肅對待自己主導的這個時代——某種程度上講,就是要確保未來的新同盟國不會再如西歐國家一樣鑄成大錯。這意味著除了實現“漢堡包帝國主義”以外,美國至少還有其他一些目標需要達成。畢竟,缺了美國的漢堡和說唱,地球照樣會轉。對于美國的未來而言,個人自由、聯邦主義、資本主義和言論自由等美國價值觀才是更有裨益的核心內容。

2004年,新加坡總理吳作棟——一個比歐洲各國總理都言之成理的人,在美國民主黨陷入群龍無首的狂暴困境之際造訪了華盛頓特區。訪問期間,他一語點醒夢中人:“關鍵問題不再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甚或是聯合國扮演的角色。中心問題是美國主導世界的信譽與決心。”

比起許多美國人,這位新加坡總理顯然更稱得起先知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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