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吧小編為大家分享的是關于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憑借什么而開創了貞觀之治的文章，一起來看看吧。

關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有很多，都是一些很經典的故事，對于現代人的管理方面也有一定的借鑒之道。

唐太宗李世民是個明君，提到他就會想起魏征，這兩人真是絕配，魏征能成為良相，也是多虧了李世民，唐太宗當時就明白“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道理，所以廣開言路，大臣們就敢說，說的多了，太宗自然能從中悟出道理來，很多人的意見，集思廣益，肯定做出的決定更加有利于江山社稷。

貞觀九年（635年）五月，已退位多年的唐高祖李淵去世了，太宗李世民忙著為太上皇處理喪事，一件在心里隱藏很久的心事，再次翻涌上來。

十月的一天，他找來史官，提出要看高祖的起居注（注：起居注是對皇帝日常起居言行的記錄，由專門的史官負責）。他打算查閱武德九年（626年）六月的記事。那個月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的忽然死亡——兄弟倆是在后世所稱的“玄武門之變”中雙雙殞命的。

這僅僅是10年前發生的事，人們對此諱莫如深，誰也不敢提及，更遑論追究了！因為，玄武門之變的“肇事者”，便是建成之弟、元吉之兄，當時的秦王，今日的天子李世民。

李世民殺死他的兄弟后，其父李淵立即下詔，立李世民為太子，并令所有軍國之事，無論大小，均委太子處決。李淵在痛失二子后，又痛失政權，一個多月后，他宣布退位，正式將帝位讓給太子李世民。

這是唐代宮廷發生的第一件大內亂，兄弟相殘，以子逼父，中國古代最著名“圣君”之一的唐太宗，做下了這件人倫慘變的惡事。

李世民提出要看起居注，就是想知道，史官是怎么記載這件事的。然而，他索閱國史和起居注的要求，均被骨鯁、守史職的史官拒絕。李民不甘心，多次嘗試失敗后，他干脆給宰相房玄齡下令，要求他將起居注中的有關內容“撰錄以進”。于是，在貞觀十四年（640年），也是太上皇去世五年之后，李世民終于如愿看到了起居注中關于玄武門之變的記載。

據說有一次，李世民得了一個鷂，很開心的把玩，魏征進來了，他趕緊收起來，魏征知道了，不過一直不說，就故意拖延時間匯報事情，直到最后，這個鷂悶死了，李世民也沒責怪魏征，他心里清楚，魏征是為了國家，為了他能成為一代明君，時時刻刻在鞭策他。

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不甚枚舉。“玄武門之變”也是李世民的故事，只是這個故事比較血腥了，他殺了哥哥和弟弟，自己成功的登上太子之位。這種行為跟楊廣差不多，但是他當上皇帝之后是為天下計，為百姓考慮，而不像楊廣只為貪圖享樂。雖然唐太宗手段殘忍了一點，不過他也開創了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還有很多，他和大臣們的故事，和皇后妃嬪的故事，帶兵打仗的故事，都是太宗人生的點點滴滴，大部分故事為后人稱道，也是通過這些故事讓后人更確切的認識了這位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唐朝的第二代皇帝，開創了“貞觀之治”，向世人展現了一個民族最鼎盛繁榮的社會風貌和政治格局。當時的唐朝也被人稱作天朝，而唐太宗也成為“天可汗”，可見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已經是當時最先進的了，而開創這一盛世的唐太宗的治國方略也為后世各朝各代的皇帝所效仿。

在政治上，唐太宗以史為鑒，吸取了隋朝滅亡的教訓，愛民如子;并且唯才是用，科舉選拔人才，完善了人才的選拔制度;設立諫官，虛懷納諫，魏征便是當時諫臣的代表人物。在經濟上，減輕百姓的賦稅，勞役，兵役，注重經濟的發展以及農業的生產，從根本上提高了百姓的生活水平，藏富于民，使得盛唐出現“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現象。

在軍事上，推行“寓兵于農”。百姓在農忙的時候務農，在冬季習武，這樣舉國皆兵的訓練方式，使得唐朝的邊關失地逐漸收回，漸漸成為當時唯一的大國。在文化發展方面，唐太宗大力推行儒家學說，倡導“詩書禮儀”，唐朝也因此成為歷朝歷代文豪的多產朝代，李白，杜甫等著名詩人均出自唐朝。

另外，唐太宗還特別注意民族的統一，推行平等的民族政策，促進了各民族的和平統一。在唐太宗自上而下，由內而外的政策下，唐朝終于成為當時世界大國，而唐太宗的治國方略也為歷代君王所效仿。

自唐太宗李世民給玄武門之變定了調子，這塊唐初的言論禁區也就開放了，包括著名的《貞觀政要》都記載了李世民給房玄齡的那段大義凜然、毫無“虛心”的訓詞（卷七《文史》）。

由于唐太宗功業太著、名聲太盛許多人寧愿相信他的解釋，如《舊唐書》的李建成傳，就寫下“時太宗功業日盛，高祖私許立為太子”這樣的不實之詞。甚至有人說，如果以“殘忍”的建成為天子，“兇狂”的元吉為輔，唐必亡國。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李世民的自辯詞，如《唐鑒》的作者范祖禹，就說李世民殺建成、元吉，根本不能等同于周公殺管叔、蔡叔，管、蔡勾結殷商殘余勢力，并且流言誹謗周公，不是周公要殺他們，而是天下人要殺他們。可是建成、元吉何罪？是李世民自己要殺死他們，而不是天下人要殺死他們，他是為了一己之私才那么做的。兩者的性質完全不同。

中國人很重孝道和家庭倫理，兄弟之情被視為僅次于父子之道的一種關系，《三字經》里就反復強化著這種觀念，如曰：“弟于長，宜先知。首孝悌，次見聞”；“手足情，血濃水”等等。

然而，我們從周公誅管、蔡的故事知道了，兄弟相殘不單是一幕家庭人倫悲劇，它也存在“政治正確”有否的政治倫理。周公殺弟可能不對，但在政治上卻是典范。

兄弟關系，首重長幼。長幼即尊卑，是一種天然的穩定次序。所以中國很早就確立了長子繼承制以及“立長不立賢”的原則。與“賢能”相比，長幼之序更加重要。就玄武門之變的對決雙方而言，李世民是賢（他功勞最大），而李建成的優勢在于他是長。李世民固然賢，卻除了以血腥的手段消除他的兄長，是根本不可能繼承帝位的。

功業偉大的他，實際上成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囚徒，于是他試圖從政治倫理中突圍。

政治似乎是法律與道義的免疫之地。李世民弒兄、殺弟，卻被立為皇太子，繼承了大位，沒有罰，只有獎，而且是傾國之獎，最終將整個帝國都獎給了他。然后他對玄武門之變進行了重新闡釋，以求正統之名，為他統治的合法性加分——這塊牌坊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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