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心，有的人說是北京，因為這是政治文化中心嘛，北京的一舉一動，影響著全中國。這個中心從明朝的皇帝朱棣把京城從南京遷到北京就成型了。

還有人說是上海，中國的一個經濟中心，當然，上海的這個中心史就不那么久了，以前還是灘涂地。因為租給了洋人，這里開始發展了起來。到了民國時期，這里已經成了國際大都會，而到了改革開放后，這里再次崛起，因為浦東的開發，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

不過，今天要聊的是地理上的中心，如果在中國版圖上找一個中心點，打一個孔，穿一根繩子，然后拉起來，中國的版圖能夠達到一個平衡。

那么，這個點會在哪里呢？

中國現在有一個大地原點，這個原點也可以稱為中國的地理中心點。

什么叫原點呢？我們知道地球有經緯度，這個是以經過英國格林尼治天文臺的經線為零度經線，赤道為緯度零點來劃分的，通過這里，我們可以把地球的每一個點標上一個數字。但是，這是世界性的，中國需要一個自己的國家坐標系，以前我們是沒有這個的，我們采用蘇聯的，從列寧格勒的普爾科夫天文臺算起，這當然不準確啦，而且也不方便。

到了七十年代，中國開始搞自己的國家坐標系，最終確立了一個原點，這個原點在陜西涇陽縣永樂鎮石際寺村。

這個地方從地理上看，正好處于中國的中心，它離中國正北為880公里，正東1000公里，正南1750公里，距正西2930公里。考慮到中國的地理特征，這個點可以說是比較理想的點。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為什么西安會成為中國的核心，大概在數千年前，老祖宗們就知道，陜西這里就是中國之中。

現在這個村有個塔樓，里面有個原點坐標石。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看看。

但是，這個地點是我們新中國后面確立的。而確立中國之中到底在哪的工作在很久以前就開始了。在周朝的時候，周公就派人到全國各地去測量，最后，他確立豫州就是中州之中。

天下分為九州，豫州是九州之中。那豫州的中心點在哪呢？

汝南！

周公一測，發現汝南這個地方就是天下的中心點，當然，這個地方后面很有名啦，李斯、韓非子都跟它沾著邊。只千不該萬不該，這里建起了驛站，是中國第一個驛站所在地，也成為了驛站的代名詞，這不，現在名字叫駐馬店，就是停馬歇腳的地方。

說回中國之中。當時測好之后，周公就下令在這修一座山做為標志。這個山不高，3.6米，五百多平方，但卻是中國之中的標志山，稱為天中山。

傳言，這里是中國最具靈氣的地方，因為民謠講：天中山，三尺三，來到天中山，一步可登天。

要登天，不必去喜馬拉雅爬8848，也不必到泰山，到這里，三米滿足你登天的愿望。

所以，這是中國最具圖騰象征意義的小山包，是人與天地溝通的核心點。

這里現在是個公園，附近還曾建有顏魯公廟。因為顏真卿曾經親筆寫了天中山的碑文，等于給這個小山包送了文化加持。此地還有一座無影塔，在夏至日中午沒有影子。而劉禹錫登此山后，才有感嘆：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

那么，只有三米高的仙山，你是登還是不登呢？

中國的中心點是陜西省涇陽縣永樂鎮北流村。具體位置北緯343227.00，東經1085525.00。

1976年1月8日，薛章帶著選址計劃趕往北京。國家測繪局一致同意地球起源地選址方案。

具體位置為北緯34度32'27.00，東經108度55'25.00，海拔417.20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土地來源于1977年由國家測繪局投資建設，1978年投入使用。

地球的起源被人為地定義為起源點。以此為原點，中國建立了統一獨立的國家坐標系，簡稱“1980國家大地坐標系”或“80系統”。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原點選擇報告》解釋了該大地原點位于涇陽縣永樂鎮的原因：“為使各方面大地測量成果數據統一計算，產地最好在中國大陸中部。”

擴展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的起源由四部分組成：主體建筑、中心標志、儀器平臺和投影平臺。主體為7層塔式穹頂建筑，高25.8米，半球形玻璃鋼屋蓋，可自動開啟進行天文觀測。中心符號是起源的核心部分，由瑪瑙制成，半球頂部刻有“十”字。

鑲嵌在花崗巖地標裸露部分的中心，穩固地埋于地下。它是永久保留的。“十”字的中心是測量計算中心。儀表臺建在中央標志的頂部。空心圓柱，高21.8米，頂部用于安裝測量儀器。

建成后不久，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地球起源》中增加了國家基本重力點和天文基本點。

原點標記的中心標志埋在主樓地下室的中心。從塔樓一樓大廳到地下室，你可以看到這里也是一個大廳，大廳的屋頂很高，將近8米。大廳的中間是一塊邊長為0.55米的方形紅色大理石。底座是用整塊大理石鑿成的，重7噸。在石頭的中心是一個半球投影，原點坐標石頭。

參考資料來源：中國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原點

參考資料來源：百度百科-中華人民共和國大地原點

中國的經濟核心有三點，在這里我以GDP的增長來給你分析：

【一、政治與經濟結合 國家投資確保GDP高增長】

投資、出口和消費，被稱為拉動中國GDP的三架馬車。而投資的主要推動力量是政府。雖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已經10年，但是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只能算得上是半市場化、半計劃經濟。很多地方的經濟發展方向是由當地官員謀劃，各地官員的業績考核中，GDP發展的如何是重要考量目標。

在這種機制下，各地的經濟發展往往是由當地行政官員掛帥，人力、財力、物力層層響應，如各地大建工業園、大搞房地產，而這些都是帶動GDP增長的重要力量。這種模式最大的特點是粗放型的大投入和規模擴張，往往忽略了社會效率和利潤，老百姓很難直接從中受益。

國家層面上，大搞基礎建設，如投資兩萬億大建高速鐵路。而據專家測算，修鐵路每投入一塊錢，可以拉動產業鏈形成5.7元的GDP。而兩萬億的投入，可以拉動11.4萬億的GDP。但是，從老百姓的層面講，國家修鐵路，除了增加部分就業，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未因此提高，相反要為比飛機票還要貴的高鐵車票買單。而受益最大的可能是參與高鐵建設的官員和商人。近日，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被中紀委調查，而有媒體稱其涉及高鐵腐敗，并傳其受賄10億元。

【二、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變現國家資源】

中國GDP高速增長的另一重原因是依靠廉價勞動力和變現存量資源。

中國的13億人口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廉價的勞動力。中國出口商品的利潤很大一部分來自廉價勞動力。出口使得大量外匯流入中國，貿易順差增強了中國的經濟實力。但是，通過廉價勞動力而拉動經濟的模式，雖然使國家變富，但底層勞動者的待遇卻很低，富國的同時，并未富民。

此外，中國GDP的增長還建立在大量變現存量資源。中國的礦產、物產資源豐富，而為了追求經濟的高速增長，大量的存量資源被過度開發用于出口套現成外匯或者用于國內的經濟建設。以煤炭為例，中國的煤炭資源人均擁有量僅為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但是，中國的煤炭資源儲量消耗速度卻是世界最快。有報道稱，遼寧的煤炭資源僅能維持20年開采。本來留給子孫后代的資源就這樣為了拉動經濟的發展被嚴重透支。再以稀土為例，多年來，中國以占世界37%的稀土儲量為全球提供90%以上的稀土供應。在1996年至2009年間，中國的稀土儲量減少了37%，僅剩2700萬噸。即使在實行稀土出口配額緊縮的2010年，中國的稀土出口仍高達39813噸，超額31.6%。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擁有全球13%的稀土儲量，俄羅斯擁有全球19%的稀土儲量，而這兩個國家的開采量均為零，他們所用的稀土全部依靠進口。

【三、房地產驅動GDP 透支百姓消費能力】

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架馬車是消費。而很多中國百姓的消費能力被房地產提前透支。隨著各級政府大搞土地財政，房價飛漲，房地產也早已成為驅動中國GDP增長的首要力量。但是，高房價透支了中國百姓的消費能力。一套房往往是榨干了小兩口及雙方父母共3個家庭。而房貸則使得買房人在今后長達20年的時間內要為還貸勞作。

高房價套牢了一批買房的百姓，而沒有買房的百姓則要繼續攢錢買房或者為教育、醫療這另外兩大主要消費支出存錢。中國的富人們雖然有錢消費，但他們似乎更熱衷于對國外的GDP發展做貢獻，全球的奢侈品中，有25%被中國的富人買走。

消費能夠拉動GDP的增長，但中國政府似乎更傾向于通過出口和投資這另外兩架馬車拉動經濟。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出口受到到影響，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投資計劃刺激經濟，而臺灣更注重通過消費的形式拉動內需，當地政府直接向全體百姓每人發放了3600元消費券。

中國的發展重點在：【百姓增收，富民強國】

貧富分化嚴重就不用再說了，要在GDP高速增長的同時，實現強國和富民的雙重目標，中國必須轉變現有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GDP的質量。

首先，需要將主要依靠國家投資拉動GDP增長轉變為通過消費拉動投資，從而帶動產業結構調整，改變依靠廉價勞動力的增長模式。其次，必須改變分配體制和方式。分配體制改革，不只是收入差距問題，而是所有制問題和特權問題。實現公平分配，自然能夠帶動消費結構變化，進而帶動產業結構變化。第三，合理利用存量資源。中國是資源大國，但平均到13億人民身上卻是資源窮國，資源屬于所有人民，國家不能為拉動GDP增長，縱容過度甚至破壞式的開發資源，不能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拉動經濟增長。

強國之道在于富民，不能只重視GDP的增長而忽視富民，一個人民貧窮的國家，即使國家再富也只能是大而不強。正如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所建議，"十二五"期間，中國應重點關注如何解決富民、解決分配不公等問題。

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漢文化，漢文化在國家戰略及國家利益上的最大核心就是--大一統。

中國歷史五千年，各種文化交相輝映，但提到國家前途及發展時卻異常地統一，這是中國之所以每每處于最黑暗的時刻總能迅速翻身的最重要理由。只要給中國和平的50年時間，必然能創造出另世人矚目的輝煌。

二千多年前，中國第一代的文化大師孔子、老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先賢百家爭鳴，使中國文化達到了一個至今不能超越的度，他們既不把思考局限在文化專業的小圈子里，又不把思考放任到抽象玄虛的領域，而是在社會秩序構建和國家發展上創造了一個百家爭鳴的共同的話語平臺。這是他們集體地為中華文化選擇的精神方向和深層內涵。

孔孟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和“天下雖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墨子的很多觀點與儒家不同。他不同意把社會分為“上智”和“下愚”，而且主張“兼愛”，不分社會等級地來選拔賢能的管理人才。但是在治理國家上他的目標是統一天下，消除爭斗，叫做“非攻”。

老子認為管理的復雜反而會刺激社會的混亂，不如拒絕一切機智、機巧，反樸歸真，回歸一種“極簡主義”，回歸自然生存。這種觀念的高度，到今天還令人驚嘆;他的“天人合一”“無為而治”理論也是建立在統一后的國家立場之上的。

最令人注目的是法家和儒家，法家認為應該用法、術、勢交相并治，也就是說用法律、權術和威勢，建立霸業，實行改革，強迫服從。秦始皇，就成了法家學說的實驗者，但由于法家過于顯現嚴酷無情的專制主義，秦朝又實驗得輝煌而短命，所以后來中國的歷代統治者總是在儒法之間交替使用。一般總是借儒家來建立精神秩序，又借法家來建立權力秩序。一方面是宣揚人文教化，一方面是配置權力結構。

結果，很多文人政治家也就成了多重人格結構的自然組合，比如曹操，諸葛亮，他們有法家的手段，又有儒家思想的應用，更有兩家的共同點--大一統。

所以，中國文化最主要是表現在強勢的漢文化。但漢文化不是一味的追求王者霸道，而是如浩瀚的大海，任何更強勢的文化到了漢文化這里，只有被漢化，只有被融合。所以，中國歷史上任何異族的入侵，如果不被擊潰、遷移和退縮就是宣布族文化的最終滅亡，就是被最終漢化。匈奴、突劂、蒙、滿無不如此，再往后看，你將看到侵略中國的列強，他們做的事情只會是一群狼喚醒了一只獅子，而最終被降為二等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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