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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文化的特點有哪些？ 2、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3、中國文化有什么特點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務到底是什么呀？ 5、中華文化中，最核心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是什么？ 6、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有哪些 中國文化的特點有哪些？

中國文化的特點有

1、中國文化具有獨特性

文字是文化的基本載體和傳承工具，也是文化最顯著的標志。每個漢字都有其形成演變的歷史。獨特的楹聯通過獨特的書法表現出來，鈐印上獨特的名章與閑章，一望即知是典型的中式裝飾。其他諸如中華繪畫、建筑，以至飲食、服飾等，都有其極強的個性。

2、中國文化具有主體性

即獨自開創并形成完備的文化體系。梁漱溟說：“中華文化獨自創發，慢慢形成，非從他受。”、“自來公認中國、印度、西洋并列為世界三大文化系統者，

實以其差異特大而自成體系之故。”

3、中國文化具有持續性

即既成體系和獨特傳統得以傳承綿延，中華文化五千多年來從未中斷。

4、中國文化具有多元性

中國文化是由不同的異質文化融合而成的。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本來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地域文化，后來才合成一個大體統一的華夏文化。到公元一世紀初印度佛教文化的傳入，大多數的時間里，在中國儒、道、釋三種文化是同時并存的。

5、中國文化具有變通性

留下了許多選擇的空間，對同一個問題可以有不同的解釋。中國人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民間就變成了一個詞兒叫變通，什么都可以變，什么都可以通。在中國，法律上允許的和法律上禁止的都可能禁止，也可能允許，很靈活。

參考資料來源：人民網--堅守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望海樓）

參考資料來源：光明網--徐興無詳解中國文化的特征、結構和精神

參考資料來源：光明網--“中國文化是世界上罕見的多基因文化”

[img]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中華傳統文化的內容非常豐富復雜，其中有四個思想最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這就是： 一、作為基本哲理的陰陽五行思想。 二、解釋大自然與人類社會關系的天人統一思想。 三、指導解決社會問題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導如何對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這四個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滲透至各個文化領域、各種文化表現之中，并起著指導作用。 同時，從一個角度來看，這四個思想對中華傳統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試想一個人活在世上，他總要對萬事萬物的存在與變化有個基本看法，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這個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須對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有所認識。再其次，這個人又是生活在社會上，所以他必須懂得如何對待社會問題，如何處理人際關系。最后，這個人的自身也是一個存在，所以他必須懂得如何對待自身并實現其應有的價值。所以總起來看，可以說“四個重要思想”是一種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單獨作為一個重要文化課題來講。 第一個重要思想是“陰陽五行” 陰陽思想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對立的統一。對立是指兩種勢力、兩種因素、兩種趨向、兩種地位，等等。它們是一正一反互相對立的，但又統一在一起。同時，對立雙方又各向對方轉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統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及其運動，這顯然是樸素的唯物思想。 同時，五行思想強調五種物質運動之間是有聯系的，它們之間有生與克的作用。 通過對陰陽五行思想的詮釋，人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制約是多么嚴厲，而其運動變化又是多么生動。它使我們高度戒懼，也使我們充滿希望。 陰陽和五行本是兩個思想，在戰國時代才合為一個哲學體系。現在為講述方便，仍分為兩部分來講，先講陰陽思想。 陰陽思想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對立的統一。對立是指兩種勢力、兩種因素、兩種趨向、兩種地位，等等。它們是一正一反互相對立的，但又統一在一起。同時，對立雙方又各向對方轉化。 這顯然是樸素的辯證法，但樸素的東西未必沒有深度和特色。 陰陽思想有個模式，就是《太極圖》。此圖長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釋，成為宗教和迷信活動的標志物。實際上《太極圖》是一個哲學模式的形象表現，把陰陽對立統一的思想表現得非常簡潔明白。 陰陽對立統一的模式有豐富深刻的含義： 首先任何事物的內部都包含兩種對立因素的統一。 其次兩種對立因素不是固定不變的。對立雙方始終處于消長交替的不停運動之中。《太極圖》中有一條S形曲線，把一個圓形分為兩條魚形，非常生動地表現了兩種因素的運動變化。而且，正是在“陽”的一方發展到最為壯大之際，開始了“陰”的生成；又正是在“陰”的一方發展到最為壯大之際，開始了“陽”的復生。自然現象中的“日中則仄，月滿則虧”、“冬至一陽生，夏至一陰生”等等，正證明了這種辯證的運動變化。還有，《太極圖》中的黑白“雙魚”，黑“魚”有個白“眼”，白“魚”有個黑“眼”，這正說明陰中始終含著陽，陽中始終含著陰；而這正是陰陽各向對方轉化的內在根據。 以《太極圖》為標志的陰陽思想告訴人們：強弱盛衰都是會發生變化的；所以人類居安應該思危，絕處可以逢生。強者要謙虛謹慎，韜光養晦；弱者要奮發進取，自強不息。尤其是安富尊榮、處于強勢的人更應有憂患意識，嚴于律己；切不可驕奢淫逸，任性妄為。 再次，事物內部雖然都包含對立因素的統一，但對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中華民族至晚在漢代已經認識到陰陽之間可以有四種關系，即“陰陽磨”、“陰陽爭”、“陰陽和”、“陰陽合”。之所以會有多種關系，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陰陽對立有種種不同的性質，其相互作用當然會有差別。例如大家都知道“夫為陽，妻為陰”，夫妻關系是對立統一的關系。他們之間當然有可能發生磨擦、爭吵、打架乃至于離婚；但大多數夫妻關系不至于發展到你死我活，勢不兩立；多數是“少年夫妻老來伴”，天長地久相依為命。 第二，對立統一還要看運動變化的各個階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導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別。例如買一輛新汽車要經過“磨合”階段，在這個階段，部件之間是以“磨”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啟用了，部件之間雖然仍舊有“磨”，但卻是以“合”為主了。正因為如此，這輛汽車可以行駛30萬公里以上。假如這汽車的部件之間從頭到底都以“磨”為主，那么這輛車連3萬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個不合格產品。所以，要注意區分對立統一在各個發展階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為主；不要一說到對立統一就理解為一斗到底。 第三，對立統一相互作用的方式，還往往取決于當事人采用什么方法來處理事情。例如“人民內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對抗性；但有的因為處理不當卻導致嚴重的對抗。相反，有的對抗性矛盾卻因處理得當而不一定成為你死我活的斗爭。例如現在世界上有種種對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戰爭連綿不斷；但中國人卻始終反對訴諸武力，主張和平共處，有問題通過談判協商來解決。事實上也的確解決了一些問題。 陰陽思想的這些含義給人以警示與啟迪，使中華民族從群體到個體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長達五千年的生存與發展。因此它的傳播與弘揚，顯然也能對全人類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講一講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統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種物質及其運動，這顯然是樸素的唯物思想。 陰陽和五行兩個思想，在戰國時代才合為一個哲學體系，是樸素的辯證法 同時，五行思想強調五種物質運動之間是有聯系的，它們之間有生與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進、助長、發揚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縛、挫折、摧毀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畫出來就是一個圓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畫出來成為一個星形。 在歷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過“神學目的論”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動。這是應該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僅指明宇宙統一于以“金木水火土”為代表的物質運動，而且通過五行之間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時，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著或克著另外一種事物。所以，世界上決沒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夠凌駕于其他一切事物與力量之上而獨霸天下；誰想獨霸天下，必然狼狽不堪。而且，一種事物對另一種事物的生或者克，做過了頭又都會引發反生或反克。這更加發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愛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愛，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長。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損。又如一味恃強凌弱，仗勢欺人，必然為群眾所不容。 間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復雜多變：例如水克火，火卻可以生土，而土卻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卻是木的克制對象。 在各種生克關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現象更發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為純金、精鋼。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養與價值。這都說明克可能導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過對陰陽五行思想的詮釋，人們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種事物之間的相互制約是多么嚴厲，而其運動變化又是多么生動。它使我們高度戒懼，也使我們充滿希望。中國人為此一再明確聲稱“不稱霸”，主動堅持韜光養晦，大力宣揚和而不同，不論國力多么強大也決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這樣，中國就成為世界上非常真誠的巨大和平力量。這種真誠是深深植根于傳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決不會動搖的。 第二個重要思想是“天人統一” 這個思想又叫“天人相應”、“天人和諧”、“天人合一”等等，內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認為人類社會在大自然中生成并發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與自然相通相應，息息相關，是個統一體。由此得出結論，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相處。 在傳統文化“天人統一”這個思想中，“天”的含義也是雙重的，有時指上帝，有時指大自然。 西方人認為大自然和萬物是上帝創造的，既然創造出來了，人類如何對待它？在這方面，西方人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協調自然。中華傳統文化不講“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視“順應天時”。這正是“天人統一”、“天人相應”的突出表現。 這個思想又叫“天人相應”、“天人和諧”、“天人合一”等等，內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認為人類社會在大自然中生成并發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與自然相通相應，息息相關，是個統一體。由此得出結論，人與自然必須和諧相處。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天”有雙重含義。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實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為“天命”。二是無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實就是大自然。 在傳統文化“天人統一”這個思想中，“天”的含義也是雙重的，有時指上帝，有時指大自然。我們現在是對“天人統一”作新的詮釋，當然主要是講大自然與人類社會的關系。 在中華傳統文化中，拿“天”來指大自然的觀念的確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這不是偶然的。從文化比較來看，世界上多數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認為最初是上帝創造了宇宙和萬物；但中華民族卻沒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對“上帝”的觀念比較淡薄。 中國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當它在漢代后期正式成為宗教時，當然也宣揚上帝及其統屬的仙官與神將。但道教推尊道家學派的代表老子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時代就指出是“道”創造了宇宙和萬物。他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運動的規律，或有規律的運動。這種運動創造了宇宙本體（“道生一”）；這個本體一分為二，成為陰與陽的對立統一（“一生二”）；兩個對立面相互作用產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這種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態、多種多樣的（“三生萬物”）。在這種說法中沒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運動的結果。 既然道教的祖師都不認為“上帝創造萬物”，所以道教宣揚上帝就遠不及其他宗教宣揚上帝那樣有力度和影響了。 不過，在中國漫長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統治者都曾以“神道設教”，竭力宣揚“上帝”和“天命”來維護自己的統治。所以，把“天”解釋為“上帝”這種觀念在傳統文化中還是相當多見的；并且這種觀念還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觀念糾纏在一起。對此也應有充分的認識。 下面還要作一個文化比較。 歷來受到中國人重視的傳統節日活動，都與“順應天時”關系密切 西方人認為大自然和萬物是上帝創造的，既然創造出來了，人類如何對待它？在這方面，西方人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協調自然。 在人類早期，由于生產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無能為力，因而對它既恐懼又依賴，從而產生崇拜自然的觀念。到了17世紀，由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革命突飛猛進，西方社會的生產力大大提高，從而致力于依靠科學技術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帶來了一系列嚴重問題，如環境污染、生態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脹等等。于是才認識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須保護環境和生態，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使人類社會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協調發展。這種認識是到了近現代才逐漸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華民族的情況與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時候，中國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傾向。因為你沒辦法，只能既賴以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勢所必然。但接下來中國社會沒有經歷過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所以也沒有明顯的征服自然的觀念。 有人也許會說，中華傳統文化中有“人定勝天”的思想，這豈不也是想戰勝大自然嗎？這話不對。“人定勝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說過的“天”的另一種含義，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勝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奮斗精神，這種精神當然是積極的。 中華傳統文化不講“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視“順應天時”。這正是“天人統一”、“天人相應”的突出表現。 “順應天時”的思想在社會諸多方面起到了指導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機制的設置。《周禮》設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這“六官”的職能是與天地四時的自然特征相適應的。同時，“六官”的職能是與天地四時的自然特征相適應的。同時，“六官”對后世影響深遠。后世各朝設置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都有《周禮》“六官”的遺意。 另外，各朝的行政措施也有“順應天時”的特點。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春日勸農，秋日點兵”之類。 二是用于經濟。封建時代主要是農業經濟，那時農業基本上“靠天吃飯”，所以事事處處必須“順應天時”。中國長期通用“農歷”（陰歷），現在已不通用；但“農業”所遵循的“二十四節氣”，仍為農業生產者所重視。 早在戰國時代，孟子說過一段名言：“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上》）這是從農業“順應天時”進而涉及正確利用自然資源、保護生態平衡等問題。這在全世界是最早提出來的。孟子的本意只是強調農業生產（也包括漁業和林業）要“順應天時”，但在客觀上起到了保持生態平衡、合理利用資源的作用。可見“天人和諧”的思想的確與環境學說有邏輯的聯系。 三是表現于民俗。各種民俗都與“天時”有關系。例如春節慶壽（“天增歲月人增壽”），春季婚嫁（因春為生發季節），清明掃墓（利于植樹、除草；也利于上墳的人踏青春游，感受春意）。 在民俗中，歷來受到中國人重視的是傳統節日活動。這些活動都與“順應天時”關系密切。例如春節，以舊歷而言正值舊年過去，新年到來，所以特重除舊布新之意。傳統春聯“爆竹一聲除舊，桃符萬戶更新”，王安石《元日》詩“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等名句，都突出了這層意思。新年到來，對個體和社會群體而言，有可能打開新的局面,帶來新的機遇，萌發新的希望，從而滿懷信心展望未來。這種與“天時”相應的除舊布新的心態，對一個歷史悠久的古老民族而言極為重要。正因為年年都有除舊布新的感覺與心態，所以中華民族雖歷經五千年之久，卻仍然毫無暮氣，充滿活力，時刻準備迎接新的機遇和挑戰，創造新的美好前景。除此以外，春節還有凝聚家族、念祖追遠、敦親睦鄰、和諧人際關系等作用；而這一切都是為了團結進取，爭取有更加美好的未來。 又如端午節，主要意義在于消毒、驅邪、健體。因為此時天氣熱了，細菌滋生，容易得病。所以端午要喝雄黃酒，熏艾條，掛菖蒲，都為了殺菌消毒。小孩額上寫王字，戴虎頭帽，穿虎頭鞋，那是為了借老虎的威風壓邪去病。端午還要賽龍舟，船旁有健兒游泳，橋上有健兒跳水。這都有益于強身健體，提高對疾病的抵抗力。 又如中秋節，此時月亮最亮最圓，舉辦夜宴象征“天上月圓，人間團圓”，而團圓正是中華民族最重視和向往的。 另外各大節日都重視吃食，要盡量花樣翻新吃好一點。現代青年看不起這一點，那是“飽漢不知餓漢饑”。古代勞動人民生活窮困，全靠節日補充營養，以迎接農忙。如春節以后是春耕大忙，端午以后是夏季“雙搶”，中秋以后是秋收大忙。所以必須吃好一點，以增強體力。同時節日聚餐也是為了家庭凝聚，增強團結以利戰斗。 四是用于人體保健。傳統文化認為天時變化在人體上有反應，所以節令交替要特別注意保健。過去老年人都重視“兩至兩分”（即夏至、冬至，春分、秋分）。認為這是大節氣，對人體有大影響。醫生治病用藥也要考慮天時節令，力求因時制宜。更加值得重視的是人體的生物節律問題。這種節律是在人類進化的漫長過程中形成的，與自然環境關系密切。現在人類生活的環境（包括自然的與社會的）都在很短時期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顯然是人體的生物節律難以立即適應。所以必須用種種方法來調劑，使人不致因環境變化而影響健康。 第三個重要思想是“中和中庸” “中和”是中華傳統文化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即社會上（或自然界）的事物盡管千差萬別，矛盾交織，卻能實現多樣的統一，復雜的平衡；種種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卻能協調和諧、共生并存，互相促進；實現“和而不同”、“和實生物”。 和諧好極了，但如何才能達到和諧境界呢？傳統文化認為必須堅持中庸之道。中庸是要求處理問題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處。也就是把握準確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過份，“過猶不及”。 實行中庸之道、把握準確的度很不容易，因為這必須具有三個前提： 一是承認各種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這是客觀事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這個世界只能“和而不同”。二是要有忍讓意識。處理問題最好彼此有益，實現“雙贏”。三是要有修養與品格。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禮記·中庸》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是中華傳統文化所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即社會上（或自然界）的事物盡管千差萬別，矛盾交織，卻能實現多樣的統一，復雜的平衡；種種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卻能協調和諧、共生并存，互相促進；實現“和而不同”、“和實生物”。 “中和”也簡稱為“和”。“和”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所以現在常有人提到“中華‘和’文化”。 《論語·學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意思是“社會秩序的作用，貴在使社會和諧。”大家都認為和諧最好，這在中華文化中處處可見。例如一個家庭要做到“家和萬事興”；做生意講“和氣生財”；搞政治要求“政通人和”；做事業要“和衷共濟”、“內和外順”；與人相處要“和以處眾”；對外關系要“協和萬邦”。總而言之，方方面面都要追求和諧。可見和諧是中國人的普遍要求，極其深入人心。 “中和中庸”思想滲透在中國社會生活的各方面，許多方正有序的建筑更是這種思想的代表 和諧好極了，但如何才能達到和諧境界呢？傳統文化認為必須堅持中庸之道，以中庸為手段，達到中和的目的。 但是中庸常被人誤解，以為是折中調和、庸庸碌碌，不分是非、不講原則，各打五十大板、各賞十塊大洋。其實根本不是這樣。 中庸是要求處理問題不偏不倚，恰如其分，恰到好處。也就是把握準確的度，既不要不到位，也不要太過份，“過猶不及”。中庸之“中”，的確要求事物出現平衡狀態，但它乃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點。猶如一桿秤，秤錘必依所秤之物的輕重而在秤桿上移動，才能找準平衡點，從而把秤桿擺平，把重量搞定。假如中庸之“中”固定為折半以取中，那就猶如把秤錘固定在秤桿的中點，那你這桿秤就只能添亂而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當然，處理矛盾交錯，情況復雜的社會問題，要做到準確把握一個度，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孔子說：“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禮記·中庸》）在這里，孔子明明白白把中庸與平均主義對立起來，可見決不是“折中”的意思；再則中庸如果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賞十塊大洋，那是任何一個蠢才都會干的，怎么會比上刀山還難？怎么會斷言“不可能也”？ 當然，中庸雖然很難很難，但如果不要求把握絕對準確的度，而只要求處理問題大致把握一個度，這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有度”總比“無度”更能促成整體的平衡與和諧。 作為一個現代人，要處理各種復雜矛盾與沖突，更必須具有“度”的意識，注意把握分寸。假如事事處處都趨于極端，態度絕對化，做事沒商量，一味任性妄為，那無論對人對己都是很不利的。所以中庸應是人類的明智抉擇，對解決世界上各種矛盾沖突都是很有用的。 實行中庸之道、把握準確的度很不容易，因為這必須具有三個前提： 一是承認各種事物互不相同，各有特色，這是客觀事實，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所以這個世界只能“和而不同”。 二是要有忍讓意識。處理問題最好彼此有益，實現“雙贏”。“雙贏”雖好，但有時實在做不到；為了避免沖突的惡性發展，造成嚴重的后果，有時就只能單方面讓步，達成某種妥協。無論“雙贏”或單方面讓步都需要一定的忍讓。忍讓的精神在東方文化中往往受到贊揚。 我說兩個故事。第一個是“六尺巷的故事”：清朝時，安徽桐城有一個著名的家族，父子兩代為相，這就是張家張英、張廷玉父子。康熙年間，張英在朝廷當文華殿大學士、禮部尚書。他家在桐城的老宅與吳家為鄰，兩家府邸之間有個空地，后來吳家建房，要占用這個通道，張家不同意，雙方將官司打到縣衙門。 在這期間，張家人寫了一封信，給在北京當大官的張英，要求張英出面，干涉此事。張英收到信件后，給家里回信中寫了四句話：千里來書只為墻，讓他三尺又何妨？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閱罷，明白其中意思，主動讓出三尺空地。吳家見狀，深受感動，也出動讓出三尺房基地，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六尺的巷子。兩家禮讓之舉傳為美談。 另一個是“日本白隱禪師的故事”：有一對夫婦在白隱禪師住處附近開了一家店，家里有一個漂亮的女兒，但女兒沒結婚就懷孕了。震怒的父母逼問女兒那個男人是誰，女孩指了指寺廟說：“是白隱的。”她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隱理論，但這位大師不置可否。孩子生下來后就被送給白隱，此時白隱名譽雖已掃地，但卻非常細心地照顧孩子。后來那家的女兒不忍心欺瞞下去，向父母吐露真情：孩子的生父是另一個青年。她的父母將她帶到白隱那里道歉，白隱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時候，輕聲說：“就是這樣嗎？” 這些事例都表明忍讓的結果很好！ 三是要有修養與品格。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又說：“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第二章）可見要做到適度與和諧不僅僅是個認識問題，還與人的品格、修養有關系。所以要建立和諧社會必須致力于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 第四個重要思想是修身克己 中華傳統文化非常強調修身，并強調“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曾大力宣揚可作為修身樣板的人與事;還有許多有關修身的警句格言,包含了豐富的思維成果。修身思想在中國有深厚的傳統。

中國文化有什么特點

第一，強調知行統一，知識與道德統一

中國古代哲學體系，其核心就是倫理道德學說，其宇宙本體是倫理道德的形而上的實體，其哲學理性是道德化的實踐理性。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他看來，人倫效法自然。他把自然人格化了，倫理化了，人的價值以倫理原則為尺度。從認識論上看，中國傳統哲學強調知行統一，認識與道德統一，認識的目的是在于覺悟，在于行德。《白虎通義》稱：“學之為言覺也，以覺悟所不知也。”所謂覺悟，就是打開心靈的混沌，煥發德行的潛力。以德行覺悟為認識的主要目標，既是中國文化倫理型性格的表現，又助長了它的倫理化走向。因此，中國文化認識外在客觀事物，即使是自然界，也把它與人倫道德攪在一起，而不把它當作獨立的認識對象。如果說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國文化可以稱作“德性文化”。在這種“求善”的德性文化模式制約下，中國的“治道”要津不在“法”冶，而在“人”治，而“人”治又特別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以身訓人是之謂教，以身率人是之謂化”，尊者、長者尤其要講究以表率服人。所謂“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婦不順”。這一思想的通俗化、大眾化的表達，則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人治先于法治，身教重于言教，這是中國文化的傳統。

第二，以懲惡揚善為宗旨，強調教化作用

中國文化十分強調“懲惡揚善”和教化作用。如中國古代文學歷來就強調“文以載道”，十分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提倡美與善相結合。宋代理學家周敦頤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用），徒錦也，況虛車乎？”（《通書?文辭》，《周元公集》），并不承認文學在傳播政治倫理學說外，還自有獨立的價值。唐代詩人杜甫也說：“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貽華陽柳少府詩》），因文章主要是載道的而不敢以文章寫得好而自尊自傲。在繪畫藝術中，畫家著力表現花草樹木、飛禽走獸、山川日月、天地萬物，不是為了表現它們自身的美，而是因為從它們的生命節律和形式可以聯想到人類社會的運行節律和形式，體悟到倫理道德和思想感情。正如墨竹畫家文灝說：“竹如我，我如竹。”他之所以醉心于繪畫“心虛異眾草，節勁逾萬木”的竹子，就是要用竹來頌揚謙遜的品格。堅貞的氣節，借以砥勵自己的品格。寫物是為了寫人，以頌揚人倫道德、節操。在中國的文學與藝術中，自然都成了有性格、有感情的，“一切景語皆情語”，情景交融的作品方為上乘之作。中國的文學與藝術浸透了人倫道德的觀念，成為勸善的工具，教化的載體。就是史學，也不以存史為主要目的，而以“寓褒貶，別善惡”為宗旨。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說，孔子作《春秋》，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寫歷史是服從和服務于倫理的需要。中國古代教育也是把倫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把學習文化知識放在第二位。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成為有道德的“君子”。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孟子也明確指出教育的目的是為了“明人倫”，“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總之，中國古代文化，無論文學藝術，還是史學、教育都以“懲惡揚善”的教化為目的，滲透了倫理道德觀念。

第三，強調“忠、孝”，充滿人文精神

中國古代文化特別重視宣傳“忠”、“孝”觀念。宗法專制的中國古代社會把天下（國家）視為一個大家庭，封建國家的政體就是按照父權家長制的模式建立起來的，君主是全國的“嚴父”。誠如黑格爾所說：“中國純粹建筑在這樣一種道德的結合上，國家的特性便是客觀的‘家庭孝敬’。中國百姓把自己看作是屬于他們家庭的，而同時又是國家的兒女。”所以，中國封建統治階級提倡“以孝治天下”。他們認為：“其為人孝梯，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在他們看來，在家孝順父母，出外就能忠于君王，就不會犯上作亂，天下也就太平了。中國古代政治從來就沒有完善而獨立的法律制度，而是以德代政，以道德說教來代替法制制度的實施。此外，中國古代文化充滿人文精神，具有非宗教性品格。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人事、人倫擺在首要地位，而不是宗教。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語怪、力、亂、神”。由于中國文化充滿人文精神，重人倫，講究“忠”、“孝”、“仁”、“義”，所以，造就了歷史上眾多的舍生取義、精忠報國的志士仁人。由于中國文化的強烈的人文精神，才有中華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才有數千年輝煌昌盛的文明。但是以孝親、忠君為核心的封建倫理意識，也是殘害人民的精神枷鎖。“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封建糟粕，也嚴重地阻礙了歷史車輪的前進。

二、強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不但有四大文明古國，也曾經出現過許多優秀的文化體系。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認為，在近6000年的人類歷史上，出現過26個文明形態，但是在全世界只有中國的文化體系是長期延續發展而從未中斷過的文化。這種強大的生命力構成中國文化一個重要特征。

中國文化的強大生命力表現在很多方面，但最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表現出無與倫比的生命延續力。就世界范圍而論，中國古代文化雖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卻不是最早的。但在世界上所有古老的文明與文化中，唯有中國傳統文化表現出有最頑強的生命延續力。這種無與倫比的生命延續力，使得中國傳統文化成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絕發展至今的一種文化類型。

在人類歷史上，多次出現過因為民族入侵而導致文化中絕的悲劇，如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因亞歷山大大帝國占領而希臘化、愷撒占領而羅馬化、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蘭化，希臘羅馬文化因日耳曼蠻族入侵而中絕并沉睡千年。但是在中國，此類情形從未發生。文化學界將七個古代文化——埃及文化、蘇美爾文化、密諾斯文化、瑪雅文化、哈拉巴文化、中國文化——稱為人類原生形態的“母文化”。而在它們之中，持續至今而未曾中輟，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延續力。

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中國古代文化雖未受到遠自歐洲、西亞、南亞而來的威脅，但也屢屢遭到北方游牧民族的軍事沖擊，如春秋以前的“南夷”與“北狄”入侵，十六國時期的“五胡亂華”，宋元時期契丹、女真、蒙古人接連南下，直至明末滿族入關。這些勇猛剽悍的游牧民族雖然在軍事上大占上風，甚至多次建立起強有力的統治政權，但在文化方面，卻總是自覺不自覺地被以華夏農耕文化為代表的先進的中原文化所同化。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或半農半牧民族在與先進的中原文化的接觸過程中，幾乎都發生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或飛躍。軍事征服的結果，不是被征服者的文化毀滅與中斷，而是征服者的文化皈依和進步。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又多方面地吸收了新鮮養料，如游牧民族的騎射技術，邊疆地區的物產、技藝等，從而增添了新的生命活力。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中國傳統文化猶如萬里長江，是由無數高山上的涓涓細流，匯合成奔騰的大河，一直向前發展，從不中斷，直到匯入大海。所以，中國傳統文化在發展中既是一脈相承的，又匯入綜合了我國各民族的智慧，形成了獨特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文化體系，成為人類文化史上的偉大奇觀。

第二，表現出非凡的包容會通精神。中國傳統文化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從不抱殘守缺，固步自封，而總是能以非凡的包容和會通精神來豐富和完善自己。中國傳統文化的這一精神首先表現在對諸家學說采取兼容并蓄的學術主張。中國古代思想家雖各有所尊，但又提倡“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并把這當作文化發展的理想境界。所以，春秋戰國時雖百家爭鳴，互相駁難，但也互相吸收。如呂不韋就主張統攬百家，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主持編撰的《呂氏春秋》上。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佛)、道三者得以長期并存，更是典型地反映了這一包容會通精神。所以，在中國古代，儒、釋(佛)道三者的神可以并祀于一堂，在《西游記》、《紅樓夢》等古典小說中更是可以見到三者合一的許多具體描寫。唐太宗在《大秦景教碑》序文里，甚至表達了任何宗教都可以融合在一起的思想。事實上，古代中國除了儒、道、佛三家并存外，甚至還以寬厚的心態接受了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

正是這種包容會通精神，使得中國文化具有了非凡的融合力。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這種融合力使得中國文化在漢民族文化的基礎上善于有機地吸收中國境內各民族及不同地域的文化——如楚文化、吳文化、巴蜀文化、西域文化等，形成具有豐富內涵的中華文化。中華各民族文化，例如歷史上的匈奴、鮮卑、羯、羝、羌、契丹、遼、金等民族的文化，都融匯于中國文化的血脈之中。沒有這種融合，也就沒有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20世紀70年代初，曾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他指出：“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上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湯因比：《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三、突出的地域性和多樣性

第一，中國文化因地理環境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樣性。

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泱泱大國，早在兩干多年前，其版圖便“東漸于海，西被干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中國各地的自然條件千差萬別，經濟、政治水準也參差不齊。因此，中國文化自其發生期，即因環境的多樣性而呈現豐富的多元狀態，到晚周，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已大體成形：從大的文化類型來分有在濕潤的東部發展起來的農耕文與在干燥的西部發展起來的游牧文化；從不同地域細分：東臨滄海有齊魯文化；“四塞之地”有秦文化；地居中原有晉文化；荊楚大地有楚文化；而同在長江流域而分處上游、中游、下游分別有巴蜀文化、楚文化與吳越文化；這些文化因地域不同而各有特色。

在中國文化史上，由于人文地理之異，以至于文化思潮也龐雜多歧：在一定歷史時期，不僅各地區學術研究有自己傳統的研究領域，反映出文化思潮的連續性和地區間的相對獨立性，而且在同一領域中，由于地區間的差別而形成不同的派別。如清代江蘇、安徽學者皆以治經為主，浙江學者擅長治史。在宋代文壇上，形成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以徐照、徐鞏、趙師秀、翁卷為代表的永嘉派；明末形成以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以袁宏道、袁宗都、袁中道為代表的公安派，以鐘惺、譚元春為首的竟陵派；清代則有以朱彝尊為首的浙西詞派，以方苞、劉大柵、姚和為首的桐城派，以渾敬為首的陽湖派，以張惠言為首的吳派。這些派別均因地域得名，反映了地域性的文化分野。

第二，中國文化由于在地理位置特殊的半封閉環境中孕育和發展，而具有獨立的自成體系的人文內涵

中華民族生息在東亞大陸上，東面是茫茫大海，西北面是一望無際的廣大沙漠，西南面是高聳入云的青藏高原、云貴高原。其地形特點是西高東低，形如一把巨大的躺椅，背靠歐亞大陸腹地，面對遼闊的太平洋。這樣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中國文化是一種大陸文化，它產生于一個半封閉的大陸環境中。因此，中國文化遵循著一條獨立的自成體系的發展道路，與其他古代文明古國大不相同。中國古代文化的獨特性與悠久性達到了驚人的統一，這是世界文化史上絕無僅有的珍貴現象。由于中國地理位置處于半封閉的大陸環境，中國文化的發生期，大體是在與東亞文明圈以外諸文化相隔離的情況下獨自完成的。它有著鮮明的獨特性和自主性，與東地中海文化和南亞文化大相徑庭。以文字為例，中國自殷商通用至今的表意方塊字，與發源于美索不達米亞，后來流行于世界大多數地區的拼音文字，其淵源和特性都迥然相異，成為世界文化史上獨成一統的特例。從文學藝術上看，中國文學藝術自成一體。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與古印度的《黎俱吠陀》，以色列地區的《希伯萊詩》，古希臘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處于同一時代，但《詩經》中的《國風》和《大雅》既不同于《黎俱吠陀》、《伊里亞特》那種近于小說、戲劇的敘事詩和史詩，也不同于《希伯萊詩》那種歌唱人生與宗教的抒情詩，而是一種以世俗生活為題材，敘事與抒情相結合的詩。從哲學上看，中國哲學也有一整套獨特的范疇體系。如先秦兩漢提出的陰與陽、天與人、名與實、常與變，矛盾觀中的一與二，人性論中的善與惡。魏晉時期玄家綜合儒道兩家，提出有與無、體與用、本與末、一與多、言與意、動與靜、自然與名教等等，與歐洲哲學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黑格爾創立的范疇體系（如實體、數量、性質、關系、地點、時間、姿態、狀況、活動等）在立論的角度和側重點上均大異其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務到底是什么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根本任務，就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科學發展觀，著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公民，切實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

中華文化中，最核心最有價值的一部分是什么？

這個題目太大了，不敢妄談，個人覺得“和”是最為關鍵的一部分。

中國人愛好“和”平

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史，核心的中華文化圈是非常愛好和平的。一般情況下，入主中原建國的王朝都講究“守成”，把自己的日子過好，是最為緊要的，一般情況下不會去侵擾其他的區域。

為什么會這樣呢？

自古以來，中華都自稱為泱泱大國，豐產豐富，而且氣候適宜，在這樣的條件下（不出現災年），溫飽是沒有問題的。能吃飽，能穿暖，就沒有人愿意去搶奪或者侵占。

而且，中華文明是農耕文明，是要靠土地的，眼前手中的土地已經足夠耕種，就沒有必要再去搶占其他的土地了。更何況，向西、向北、向南都是相對的“不毛之地”，也沒有這樣的吸引力，更沒有這樣的必要。

所以，安土重遷的中國人都非常愛好和平。

一般情況下，都是周邊的游牧民族，因為缺衣少穿，便想著向富饒的中原地區進行搶奪。被動還擊是最常見的戰爭狀態，主動出擊也是為了能在以后過個安穩日子。

中華文化最平“和”

中國人講究中庸之道，意思就是取一個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的點，是一種折中調和的處世態度。

這樣的中國人相對“圓滑”，表現出來的樣子就是彬彬有禮，謙謙君子。

所以，中國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只考慮自己，很會照顧別人的感受；也不像日本人那樣，過分講“禮”，但動刀子的時候一點也不手軟。

即便受了欺負，也追求后發制人。

中國人追求祥“和”的大同世界

中國人講究大同，這是一種樸素的社會主義。

而且中國人講究“四海之內皆兄弟”，這是真把別人當兄弟。漢武帝時，匈奴歸順，他們是把生活在苦寒之地的匈奴接到中原來過好日子。不像西方，嘴里說民主、人權，卻干著殺人放火販賣奴隸的事情。

社會大同，耕者有其田，呈現一個祥和的社會氛圍，是中國人的普遍追求。這也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

大致如此，歡迎大家補充。

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特點有哪些

重倫理、倡導道德至上；重和諧與統一；重實際、追求穩定；重理性與人文教養。

拓展回答

1、從崇尚倫理道德的原則出發，中國傳統文化特別重視“內圣外王”之道，孔子認為要把道德原則貫徹到政治生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國安民，才能真正管好國家。認為單純用行政的法律的辦法管理人民，只能使他們畏禍而守法，不能使他們具有道德觀念。用道德的辦法來教育、感化人民，用禮來約束他們，不僅能使之守法，還能使之具有道德自覺，心悅誠服地守法遵禮、知恥從善。

2、中國傳統文化重和諧與統一的特點，首先體現為人與自然的和諧。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中國古代的思想家提出了“天人協調”的觀點。《周易大傳》的作者就認為，太極是天地的根源，天地是萬物的根源。“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這就肯定了人類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整體。

3、中國文化是一種大陸型的農業文化，幾千年來，以農為主，重農抑商一直是歷代統治者積極推行的政策。農業文明簡單重復的生產方式決定了中國文化具有注重實際，追求穩定的特點。

4、中國傳統文化重視理性和人文教養的特點，首先表現在中國文化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本，具有超宗教的情感和功能。以道德理性來支撐人們的精神信念和維系社會關系。強調通過內在的道德自覺來約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自我，并通過自我的完善來維系社會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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