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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離光氏的起源和來歷 2、眼鏡是不是我國發明的？在我國的歷史情況？ 3、古中國對大氣光現象的研究有哪些？ 4、小學五年級下冊品德與社會第三單元第七課:中國古代科技之光 5、人類最早記錄光的直線傳播,是我國什么的什么 離光氏的起源和來歷

光氏的起源和來歷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國的堯時代，其始祖是有傳說的堯帝的大臣光輝。據《堯舜禹記》記載，堯時有大臣“光輝”，他是堯帝的大臣，被封為“廉”，就是今天的光氏，他的后代子孫就形成了光氏家族。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光氏家族一直是中國最古老的家族之一，其家族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已有4500多年的堯帝時代。

[img]眼鏡是不是我國發明的？在我國的歷史情況？

眼鏡的起源和發展

我國的眼鏡，有著悠久的歷史，中外史籍中都記載了眼鏡最早起源于中國,是我國古老文化、醫療、技藝的遺產。它的發展變遷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

我們說眼鏡是從中國傳到外國的，是有史可查的，是在13世紀末葉。在西方國家，眼鏡的最早出現正是在13世紀末葉。當時有個意大利人，名叫馬可波羅(Marco Pol6)，他曾旅居小國十七年，為元朝宮庭辦事，跑遍中國各地，當時他見到元朝宮庭里有人戴眼鏡，對此他很感興趣，在他回國時就把眼鏡傳到了西方，所以在西方最早制造眼鏡的地方，則是馬可波羅的故鄉棗威尼斯。另外，在馬可波羅的游記中還載有老年人戴眼鏡閱讀小說及小字的記載。

最原始的眼鏡是起源于透鏡(放大鏡)，它的制造、應用與光學透鏡的出現有密切的相關。相傳最初發現眼鏡能使物體象放大的光學折射原理是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察覺的。當時有人看到一滴松香樹脂結晶體上恰巧有只蚊子被夾在其中，通過這松香晶體球，看到這只蚊子體形特大，由此啟發了人們對光學折射的作用的認識，進而利用天然水晶琢磨成凸透鏡，來放大微小物體，用以謀求解決人們視力上的困難。這就是我國眼鏡的維形時期。

據《世界之最》介紹：“是在公元前2283年，中國皇帝就通過透鏡米觀察星星。眼鏡是中國傳到外國的。根據孔子(公元前551年?79年)說：中國那時就有人戴水晶和其它透明礦物質做成的眼鏡，用來醫治眼睛或遮避陽光。

經初步考證：有關透鏡和眼鏡的歷史，我國早在戰國時期(2300年前)，墨子l 5卷，中己載有墨子很多有關光和對平而鏡、凸面鏡、凹面鏡的論述。公元前三凹世紀時我國古人就通過透鏡取火。東漢初年張衡發現了月亮的盈虧及月日食的初步原因，也是借助于透鏡的。

中國最古老的眼鏡是水品或透明礦物質制做的圓形單片鏡(即現在的放大鏡)，傳說店代大文人祝枝山就曾用過這樣眼鏡，在宋代時就有人用水晶鏡掩日來提高視力了。

明代開始到現在一直稱為“眼鏡”。

十三世紀元代，我國已能利用水晶的折射率做成眼鏡，幫助解決視力不足的困難，但當時戴眼鏡的人并不多。明代宣德年間〔公元14!6一1435年)，開始有了“單照“鏡(近似現在的放大鏡)鑒于當時加工技術，只有老花鏡，并限于宮庭內流傳，皇帝常常作為御品賜給年老大臣，以矯正視力老花的缺陷。由此之后眼鏡已進入了人類的生活之中。以后為了便于使用，有的將鏡片縫在帽子上，有的裝裝在鐵圈里。

十六世紀開始才出現架在鼻梁上的雙片鏡，在鏡架兩端系上線掛在耳朵上。以后眼鏡架的生產不斷改進，逐漸由繁而簡，出粗糙到精巧。鏡框有紙圈、漆皮、午角、玳瑁、銅圈等。

這些不同鏡框直延至清代后期，開始用鏡腳代替，這樣既美觀又方便，以至出現了以戴眼鏡(平光鏡)為趕時髦的潮頭。清乾隆時，李行南的《中江竹杖詞》巾有“少年不盡風流態，理聰斜窺紅粉妝”之句，就是指江南一帶人以戴眼鏡為時髦，亦有在結婚禮儀時，新娘以上有色眼鏡掩羞容。

我國限鏡的取材和形式的演變，是隨著時代的進步和工業、手工業的生產發展而變化。從眼鏡形式和鏡框(架)的演變，在我國最古老的眼鏡只有一塊鏡片，不帶邊框，手持使用。后來為了手持方便，則把鏡片用木質(后用金屬)作邊框，固定在一個單柄邊框上，仍然是手持使用(如當今的單柄放大鏡。到明消之際，小國姑蘇(今蘇州)上方山一帶、用水晶制成的鏡片，就是裝在單柄銅框上，叫做單怕眼鏡。蘇州乃是我國水晶眼鏡生產之盛地，流傳古今，遍銷全國，相傳海外。

隨著時代的進步和發展，由于單柄眼鏡使用不方便、開始則把兩個單鏡經過針銷或鉚合連接在一起，如圖1當中旋轉軸可以上下分合，用繩帶牽掛在頭或帽子上、也可利用壓力把它夾在鼻梁上使用。最古老的鏡架(邊框)為木制、紙制、動物角質、皮革和玳瑁甲等材料，后來相繼發漢到采用金屈材料如；銅、鐵、金、銀及現代的各種合金、鍍金、包金、K金、不銹鋼和塑膠材料。其形狀早期眼鏡均為圓形或橢圓形，有的只有邊框無腳服；有的有腳腿也不象現代眼鏡的式樣。

例如：無腳鏡框為折疊式：(即用絲線繩套在耳上使用)有腳鏡框的腿也是折疊式：其鏡盒都是用紙糊的，經過涂漆搞的也很講究．可以掛在腰帶上作裝飾品，其式樣有圓形、橢圓形二種。(如圖1棗2)此外還有為眼鏡配套的鏡套,鏡袋，主要起保護眼鏡和方便攜帶作用。

我國眼鏡行業的形成和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歷史發展階段。

明清之際行業幫會的形成

在我國歷史上(約14 17世紀)隨著個體手工業的發展，眼鏡用料由天然晶石發展到使用玻璃后，眼鏡的使用范圍則開始向民間推廣和擴大，制作技術也有新的發展。

中國姑蘇(蘇州)是我國眼鏡的發源地，蘇州生產眼鏡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對我國的眼鏡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明代激幀初年(公元1628年＞、蘇州眼鏡史上山現了一位杰出的技帥，名叫孫云球，字文玉，又字泗濱，原籍吳江。他從小勤奮好學，當時他看到視力不健的人很痛苦，但“單照”鏡之類又使用不方便。于是他就汰心研制一種可常架在眼睛上的鏡片。他經過反復多次試驗，利用機械原理發明創造了鏡片研磨機器—牽陀車。這種牽陀車，就是所謂古典法加工的水橙，是用腳踏轉動，采用礦石砂、白泥、磚灰等作研磨劑或拋光材料，把鏡片磨成凸凹透鏡，以適應眼屈光的需要，最后終于掌握了“磨片”技術。用天然水晶石磨制出鏡片。同時他又掌握了“對光”

現稱驗光)的技術，按照人的年齡和不同的視力研制出老花、近視、遠視等品種以及各種光度的鏡片，并編制了一套“隨目對鏡”的原始驗光方法．用以驗目配境。這樣就可以隨目配鏡，效果絲毫不差，戴在臉上也比較方便舒適，以適應各人視力的需要，這是我國主覺驗光配境的開始。

后來．孫云球又發明研制了不同用途的光學鏡頭，有百花鏡、鴛鴦鏡、放大鏡、多面鏡、幻容鏡等數十種之多。從此，孫云球制造的眼鏡名揚各地。可惜，這樣一位有作為的技術人才，33歲就病逝了。但是他留下一部名n4《鏡史)的科技著作．對推動后世眼鏡制造技術，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繼孫云球之后到了清代乾隆、嘉慶年間，蘇州又出了一個制造眼鏡的人才，名叫褚三山．他進一步發展了制造眼鏡的技術，頗有影響。

由于蘇州出了孫云球、褚三山兩位杰出的制造眼鏡的技術人才，從而推動了當時蘇州眼鏡行業的形成和發展。在1735年，蘇州已出現了專門生產眼鏡的手工作坊。

到了清康熙年間，眼鏡的制作與銷售已在北京、上海、蘇州、天津、廣州等地蓬勃發展。眼鏡已成了專門的商品。

2．清末民初眼鏡行業的順起

自I 840年鴉片戰爭以后，西方的配鏡技術傳人我國，為眼鏡行業的倔起開辟了新的道路。清朝末年，首先是英國人約翰·高德(J。hnGoddard)，在上海開設了“高德洋行”，專營機磨檢光眼鏡。之后其他洋人接因而來。如托極司(TobiM)開設了“明晶洋行”，英籍猶太人雷茂頓(Ram5比n)開設的“雷茂頓洋行”等。

至此以后，到19門年曾經在“高德洋行”中國人籌資開設了“中國精益眼鏡公司”。由于精益眼鏡公司的開業，使我國眼鏡行業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在驗光配鏡方面有了很大的改革：

①開始廢除了舊式店鋪沿用已久的“對光牌”驗光配鏡，采用了主客體相結合的驗光技術。

⑨淘汰了純手工操作制做鏡片的方法，設置了機械研磨加工設備，發展了研磨技術，這時不僅能磨制各種不同性質、不同規格的鏡片，還開始自制式監制各類鏡框(架)。

③在檢、磨、割、裝、矯、制等技術方面，由于采用了一些國外的新技術和設備，因而培養了一代制做眼鏡的專業人才，為我國眼鏡行業很快形成一支新的技術隊伍，打下了堅實基礎。

由于精益眼鏡公司生產的眼鏡適應了我國人民的需要，售價又低于洋行洋貨,不久便在全國占領了市場并在各地開設了分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精益眼鏡公司已在北京、香港、天津、濟南、沈陽、大連、哈爾濱、南京、無錫、蘇州、杭州、揚州、漢口、長沙、南昌、開封、廣州、重慶等十八處開設了分支機構。

在抗戰前，精益眼筐公司的產品，還曾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獲獎。在1919年．孫中山先生曾到廣州精益公司分店驗光配鏡，并為之題詞：“精益求精”。

1935年前后．上梅除精益眼鏡公司之外、還開設了幾家大型專業眼鏡公司，其中有“茂昌眼鏡公司、吳良才眼鏡公司”等。這些專業眼鏡均設有先進的驗光配鏡設備和鏡片加工研磨、割邊專用機器。

與此同時，北京的眼鏡行業也大為發展。北京先后開設了慎昌鐘表眼鏡行．大明目鏡公司(始建于1937年)等，也都分別設有驗目配鏡和前店后廠的鏡片加工車間。同時，原有老式的生產方式家庭手工業作坊，也隨之發展增多，并且不斷革新其生產技藝，采用一些國外進口材料，使舊式眼鏡在形式上力求更新。從此．北京的眼鏡行業更是興旺發達，進而成立了眼鏡同業工會．協調全行業的共同事宜。這是舊中國北京眼鏡行業的大致形成過程。

3．新中國成立后眼鏡行業的變遷和飛躍

舊中國．眼鏡行業的發展，雖然初具規模，并且有了行業幫會或同工業會等行業組織，但是在其生產和經銷中均屬私人店鋪和家庭手工作坊，其產品大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裝飾品，產量不多、價格昂貴，因而發展緩侵。特別是生產工業．直到解放前夕，全國生產眼鏡的廠家只廖廖無幾，都是一家一戶，生產工人多則十JL個人，少則一二人，而且生產工藝十分落后、產品質量低劣、品種單調、數十年一貫制。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眼鏡生產開始由家庭小作坊式的手工生產，逐步到組織起來合作生產的小企業。如：北京在合作化和公私合營前，眼鏡工商業為數不多。

工業有近百戶小作坊，從業人員約有270余人；商業共有39戶專兼營商店，從業人員不到300人，其中只有十家(即：精益、大明、東方、精明、昌明、四明、寶隆、劉明齋、孫泳良常記)

設有前店后廠的生產車間和同仁醫院眼科附屬的眼鏡片加工車間，共有生產工人46人。

隨著我國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眼鏡行業也得到大力發展。在工業方面，北京、上海、蘇州等主要產地均具有了一定規模的眼鏡生產基礎。如上海眼鏡一廠、上海眼鏡二廠、北京眼鏡廠、北京608廠、北京603廠、蘇州眼鏡廠等，已經成為我國眼鏡工業的大型骨干企業，其規模均為近千人的國家中型企業。其產員數量質量及配套能力均居全國首位，有的產品則為市級或國家級優質產品，有的名牌產品多年長期出口．行銷全國，馳名中外。

另外，一些國防工業企業，儀器儀表工業也有部分企業轉向眼鏡行業生產加工，商業服務部門也不斷擴大或增加銷售網點和增添驗光配鏡L設備、儀器。有些城市還非常重視理論教育.如北京、、上海、廣州、天津、重慶等還開辦丁眼鏡技術短訓班和職工個等專業技工學校為眼鏡行業培養了大批專業技術人才。

1985年4月，由國家輕工業部倡導牽頭，在江蘇省鎮江市召開了全國眼鏡行業的“中國眼鏡協會”成立大會。到會的入會集體會員企業共有140親家，其中規模較大的骨干企業有85個，分別隸屆輕工業部、商業部、機械工業部、兵器工業部、農牧漁業部、衛生部和國家科委；分別在14個省、市、自治區等31個城市；共有職工27237人。其中，技術人員l 393人：500人以上的單位15個，200一500人的單位29個，200人以下的單位41個o按經濟性質劃分：全民企業15個，集體企業49個，鄉鎮企業Io個，中外合資企業若干個。這85個單位共有固定資產凈值14522萬元，1984年全年生產能力為：鏡架2018萬副，(其中金屬架590萬副)。鏡片1609萬副，毛坯1694萬副；總產值1．4億元，總銷售I．9億元．總利潤3449萬元，每年出口鏡架、鏡片150萬副，換匯75萬美元。眼鏡協會成立后一年多來又有近百家廠、商申請加入了協會，到1986年底已發展到集體會員企業240個，共有職工3萬余

我國眼鏡行業的發展，是經過了幾千年的發展變遷．至今已形成了一個具有一定規模和一定配套生產能力的大行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成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為國家和人民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古中國對大氣光現象的研究有哪些？

對于大氣光現象的觀測，是我國古代光學最有成就的領域之一，有任務明確、組織嚴密的官方觀測機構，積累了太陽的10種不同光氣等大量天象資料。

古代對視差與蒙氣差、虹、海市蜃樓等太陽的光氣現象多有研究，其中不乏有價值的光學史資料。

孔子到東方游學，途中遇見兩個小孩在爭辯，便問他們爭辯的原因。其中一個小孩說：“我認為太陽剛升起來時離人近，而到中午時離人遠。”另一個小孩則認為：“太陽剛升起時離人遠，而到中午時離人近。”一個小孩說：“太陽剛升起時大得像一個車蓋，到了中午時小得像一個盤盂，這不是遠小近大的道理嗎？”另一個小孩說：“太陽剛出來時清涼而略帶寒意，到了中午時就像把手伸進熱水里一樣熱，這不是近熱遠涼的道理嗎？”孔子聽了兩個小孩的話，一時也不能判定他們誰對誰錯。著名的“兩小兒辯日”的故事，是戰國時期列御寇所作《列子》中的一篇文章。此書多取材于周秦時期的事實，所以我們可以相信這個故事發生在2000多年之前。其實，“兩小兒”提出了一個復雜的光學問題，它涉及光的折射、吸收、消光、視差以及一些生理上、心理上的問題。

對于“小兒辯日”問題，從西漢時期開始就有人進行研究，很多人都發表過意見。其中說得最全面的大概算是晉代的文獻學家束晳，他很明確地提出：視距離的變化與視像變化，都是由于“人目之惑”，“物有惑心”與“形有亂目”。

應當說，這不但已經相當圓滿地解決了“小兒辯日”的問題，而且在大氣光學中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可以說是我國古代光學上的一項成就。

對于這個問題，后來也還有不少議論，其中后秦精通天文術數的姜岌又有新的創見，他用“地有游氣以厭日光”去解釋晨昏的太陽色紅，中午的太陽色白。這實質上是一種大氣吸收與消光現象。

后來還有人提出“濁氛”、“煙氣”、“塵氛”等詞，都是指空氣中懸浮著的水氣、塵埃等微粒所構成的一種霧霾，認為這些是太陽顏色變紅的原因。

除了對視差的研究，古人對虹格外關注。我國在殷代甲骨文里就把“虹”字形象地寫成了彎彎的杠的樣子。在周代的上半期，我國勞動人民已經有了這樣一條經驗：早晨太陽升起時，如西方出現了彩虹，天就要下雨了。

《詩經?蝃蝀》記載：“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意思是說，一條彩虹出東方，沒人膽敢將它指。朝虹出現在西方，整個早晨都是蒙蒙雨。

戰國時期的《楚辭》，記載虹的顏色為“五色”。東漢文學家蔡邕在《月令章句》一書中，也說到虹的生成條件及其位置規律。

他說：虹是生成于和太陽相對方向的云氣之中，沒有云就不會見到虹，但陰沉天氣也不會形成虹。這些說法，盡管是十分表面的，但基本上是正確的。

先秦時期，還有人企圖以當時的陰陽哲學理論去解釋虹的生成。

《莊子》說道：“陽炙陰為虹。”在陰陽理論里，太陽屬陽，水屬陰，把陽光照射水滴，說是“陽炙陰”，是能夠自圓其說的。當然，這并沒有說到色散的本質上來。不過也可以看到，古人對待科學問題具有獨特的思想方法。

至唐代，人們對于虹的認識就大大前進了一步。當時已經知道虹是太陽光照射雨滴而生成的。

唐代學者孔穎達寫的《禮記注疏》中，在《月令》“虹始見”條目下就記載：“若云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這里已粗略地揭示出虹的成因。

孔穎達的說法跟現代嚴密而完整的解釋相比，尚有較大的距離。但在1300多年前就能提出這樣的解釋，實在是足以自豪的。

還應特別提到的是，我們祖先非但最早對虹的成因做出了解釋，而且創造過一個“人造虹”的實驗。

當山間瀑布下泄，水珠四濺，日光照射，即成七彩，猶似虹霓之狀，這是人們所容易發現的。在這種現象啟發之下，使人們想到了能否人為地造成虹霓之狀。

唐代著名道士、詞人和詩人張志和寫的《玄真子》一書中記載：“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意思是說，背著太陽向空中噴水，就可以看到虹霓現象。

這個實驗確實是很有意義的。這是人們有意識進行的一次白光色散實驗，它直接模擬了虹霓現象，不但可以驗證關于虹的成因的解釋，而且給了歷史上關于虹的種種迷信邪說以毀滅性打擊。

除了虹霓以外，古人還注意到許多色散現象，在唐宋時期前后不斷被發現并記載下來。這不但豐富了人們對色散的認識，而且有助于對虹霓成因的解釋。

人們深入觀察了單獨一個水滴的色散現象。南宋時期學者程大昌在《演繁露》一書中記載著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當雨過天晴或露水未干的時候，沾于樹枝草木之端的水滴，由于表面張力的作用，總是結為亮晶晶的圓珠之狀。

仔細觀察其中一個小水珠，在日光照射之下，可以顯出五顏六色，這就是白光經過水珠折射反射之后的色散現象。

程大昌能夠仔細地深入觀察這種現象，是很難得的。更重要的是，他從中得出的結論是很科學的。他說這種顏色，不是水珠本身所有，而是“日之光品著色于水”。這就指出了太陽光之中包含有數種色光，經過水珠的作用可以顯出五色來。這可以說接觸到了色散的本質問題。

應當指出，搞清楚單個水滴的色散現象，為解釋水滴映日成虹現象提供了更扎實的基礎，其意義顯然是很大的。從南北朝時期開始，就發現了某些結晶體的色散現象。梁元帝蕭繹撰寫的《金樓子》里記載著一種叫君王鹽或玉華鹽的透明自然晶體，“及其映日，光似琥珀”。“琥珀”顏色呈紅、黃、褐色，就是說白光通過晶體折射后呈現出幾種色光來。這是關于晶體色散的最早記錄。

明代科學家方以智在《物理小識》里，對這些知識作了總結性記載。他不但全面羅列了各種各樣的色散現象，包括自然晶體的色散，人造透明體的色散，水滴群的色散；更重要的是能夠指出虹霓現象和日月暈、云彩等現象是相同的道理，都是白光的色散。

明代中期以后，朝廷對于色散的研究，又是一番情況。西方近代科學家漸漸輸入，比如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就帶有棱鏡片，并做過色散表演。

我國最早正確介紹近代色散知識的人，是清代翻譯家張福僖翻譯的《光論》。

這本書對于棱鏡的分光、折光、光的合成和色盤等均有所闡述，并以白光在水滴中的折射、反射發生色散的道理，去解釋虹的成因，書中又以虹為實例來證明白光可分為七色。這樣，使得人們的色散知識更加完整了。

從上面簡單的介紹可以看到，我國古代對于虹的色散本質有相當深刻的認識，對于色散的現象有很多發現。

古人還注意到海市蜃樓的現象。海市蜃樓，也稱“蜃景”，是光線經過上下差異很大的空氣層，發生顯著折射與全反射時，把遠處景物顯示在空中或地面的奇異幻景，它常發生在海邊與沙漠。

古代對于海邊的蜃景記載較多也較早，在漢晉時期的書上，把它說成是蛟龍吐氣的結果，即所謂“蜃氣”。

北宋時期文學家蘇軾指出，海市蜃樓都只是一種幻景。沈括也對山東登州經常出現的海市蜃樓進行了忠實記錄，但不曾解釋成因。

明代政治家陳霆在《兩山漫談》中探討了這個問題，他說：“城郭人馬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為陽焰與地氣蒸郁，偶爾變幻。”這個見解是很有價值的。

在這些基礎上，清代的學者用“氣映”來說明蜃景的原理：水面既能反射成像，上升的氣的界面也可以像鏡子那樣反射成像，以此說明蜃景的生成，是明確的。

小學五年級下冊品德與社會第三單元第七課:中國古代科技之光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

四大發明在人類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印刷術、指南針、火藥和造紙術，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是我國之所以成為文明古國的標志之一。古代，我國的科學技術在許多方面居于世界的前列。5世紀后的千余年里，歐洲處在封建社會之中。在這個漫長的時期里，我國的科學技術一直在向前發展，而歐洲的科學技術卻停滯不前。只是到了十五、六世紀，由于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制度的逐步形成，歐洲的近代自然科學才得以誕生。

我國的四大發明在歐洲近代文明產生之前陸續傳入西方，成為“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前提”(《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為資產階級走上政治舞臺提供了物質基礎：印刷術的出現改變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和受高等教育的狀況，便利了文化的傳播；火藥和火器的采用摧毀了封建城堡，幫助了資產階級去戰勝封建貴族；指南針傳到歐洲航海家的手里，使他們有可能發現美洲和實現環球航行，為資產階級奠定了世界貿易和工場手工業發展的基礎。總之，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在人類科學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頁。這些偉大的發明曾經影響并造福于全世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前進。

指南針的發明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利用磁鐵在地球磁場中的南北指極性而制成的一種指向儀器，有多種形體。戰國時期，已發現磁石吸鐵的現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后,經過長時期的實踐,發現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級的磁性指向儀器。宋代科學家沈括首先記載了地磁偏角，說用天然磁石摩擦鋼針，使之磁化成為磁針，可以指南，而常微偏東，并介紹了四種支掛磁針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線縷懸掛（見彩圖縷懸法指南針 據沈括記載復制模型）。宋軍中配備指南魚，是將薄鐵葉剪成魚形而磁化，用于陰天和黑夜判斷行軍方向。后來又發展成磁針和方位盤聯成一體的羅經盤,即羅盤。曾三異在《因話錄》中記載當時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針，或用子午、丙壬間縫針”。這種地羅還是一種水羅盤。當時，陰陽家用地羅看風水。在清丈田地和判決土地訴訟時,也使用地羅。據《萍洲可談》、《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諸蕃志》和《夢粱錄》記載，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針已用于航海，南宋時，使用“針盤”導航。這種針盤還使用“浮針”，這對于海上交通的發展，中外經濟文化交流，起了極大作用。

最早的“指南針” 戰國時代，我國人民利用磁鐵造成了一種指示方向的工具，叫“司南”。“司南”就是指南的意思。

司南的形狀和現在的指南針完全不同。它是根據我國古代的勺子的形狀制成的，很象我們現在用的湯匙。

司南是怎樣制成的呢？古書上缺少詳細的記載，又沒有實物留下來，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它的準確形狀。根據專家們的研究，司南大約是把整塊的天然磁鐵，輕輕地琢磨成勺子的形狀，并且把它的S極琢磨成長柄，使重心落在圓而光滑的底部正中。

司南做好以后，還得做一個光滑的底盤。使用的時候，先把底盤放平，再把司南放在底盤的中間，用手撥動它的柄，使它轉動。等到司南停下來，它的長柄就指向南方，勺子的口則指向北方。

司南的底盤是用青銅做的，有的是個涂漆的木盤，青銅和漆器都比較光滑，磨擦的阻力比較小，司南轉動起來很靈活。這種底盤內圓外方，四周還刻有表示方位的格線和文字。現在的出土文物中，就有這樣的銅盤和涂漆的木盤；還有東漢時候的一幅石刻，刻著一個小勺子放在一個小方臺上，有人認為這就是司南。

司南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針”。戰國時候，有人去采玉，怕在荒山中迷路，就帶上司南。

司南必須放在光滑的底盤上旋轉，底盤還必須放平，否則就會影響它指南的作用，甚至會使它從底盤上滑下來。因此，人們發明司南以后，又繼續不斷地研

究改進指南的工具。

指南魚 公元九六零年，宋太祖建立宋朝，結束了五代十國時期的封建割據局面。北宋時候，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了新的發展。在這個基礎上，我國的科學技術獲得了輝煌的成就。宋朝時候，我國在指南針的制造方面，跟造紙法和印刷術一樣，也有很大的發展。

大約在北宋初年，我國又創制了一種指南工具——指南魚。

當時有一部有名的軍事著作，叫《武經總要》，其中說：行軍的時候，如果迂到陰天黑夜，無法辨明方向，就應當讓老馬在前面帶路，或者用指南車和指南魚辨別方向。《武經總要》這部書是在北宋仁宗慶歷四年（公元一零四四年）以前寫成的。這就是說，在那個時候，我國已經有指南魚，并且把它應用到軍事方面去了。

指南魚用一塊薄薄的鋼片做成，形狀很象一條魚。它有兩寸長、五分寬，魚的肚皮部分凹下去一些，使它象小船一樣，可以浮在水面上。

鋼片做成的魚沒有磁性，所以沒有指南的作用。如果要它指南，還必須再用人工傳磁的辦法，使它變成磁鐵，具有磁性。

關于怎樣進行人工傳磁，《武經總要》沒有明白的記載，但是它指出，指南魚要用“密器收之”，也就是說，要拿一個密封的合子藏起來。根據這一點來看，當時的人工傳磁法大約是這樣的：把鋼片做的魚和天然磁鐵放在同一個密封的 合子里，使它們接觸，時間久了，鋼片做的魚就也會具有磁性，變成磁鐵。

原來，不管磁化或者沒有磁化的鋼鐵里面，每一個分子都是一根“小磁鐵”。沒有磁化的鋼條，它的分子毫無次序地排列著，“小磁鐵”的磁性都互相抵消了。磁化了的鋼條，所有的“小磁鐵”都整整齊齊地排列著，同性的磁極朝著一個方向，不用說，整個鋼條就具有磁性了。如果拿一塊磁鐵，緊緊擦著一根沒有磁化的鋼條，老是從這一頭向另一頭移動，那么，由于磁鐵的吸力，普通鋼條中的分子也都順著一個方向排列起來，這樣，就完成“傳磁”的工作了。《武經總要》上講到的“密器收之”，可能就是指這種人工傳磁方法。

我國人民發明用人造磁鐵做指南魚，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這說明我國人民在九百多年前就已具有相當豐富的磁鐵知識了。

使用指南魚，比使用司南要方便，它不需要再做一個光滑的銅盤，只要有一碗水就可以了。盛水的碗即使放得不平，也不會影響指南的作用，因為碗里的水面是平的。而且，由于液體的摩擦力比固體小，轉動起來比較靈活，所以它比司南更靈敏，更準確。

當時不但有鋼片做的指南魚，還有用木頭做的指南魚和指南龜。宋代《事林廣記》記載了用木頭做指南魚的方法：用一塊木頭刻成魚的樣子，象手指那樣大，在魚嘴往里挖一個洞，拿一條磁鐵放在里面，使它的S級朝外，再用蠟封好口。另外用一根針從魚口里插進去，室南魚就做好了。把指南魚放到水面上，魚嘴里的針就指向南方。

指南龜也是用木頭刻成的，放磁鐵的辦法和木頭指南魚一樣，插在尾部。指南龜不放在水里，人們在它的肚子下面挖一個洞，把它裝在光滑的竹釘上面，使它便于自由轉動，它尾部的那根針，也會自動指向南方。

這種木頭指南魚和指南龜，很可能是一些懂得方術的方士創造的，做成以后只是用來變戲法。所以《事林廣記》的作者，把它們當作《神仙幻術》了。

火藥的發明

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古代煉丹家制藥時，逐漸發現硫黃(S)、 焰硝(KN□)和木炭(C)的混合物有燃燒和爆炸能力。唐末天□年間(904～906)，在戰爭中開始出現火藥箭,還出現“發機飛火”的記載,即用拋石機投擲火藥包，作燃燒性兵器。宋朝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設廣備攻城作，其中有生產火藥的部門。《武經總要》一書記載了火藥的三種配方,生產火藥已達相當規模。盡管生產技術嚴格保密，仍傳入遼朝，故從日本大量進口硫黃的同時，又嚴禁硫黃和焰硝向遼出口。宋神宗趙頊時，邊防軍中已大量配備火藥弓箭、火藥火炮箭等兵器。遼道宗時,也已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日閱火炮”。南宋時，水軍也配備了霹靂炮、火炮、火箭等兵器，在建康府（今江蘇南京）、江陵府（今湖北江陵）等城市都設有火藥兵器制造業。早期火藥兵器威力有限，不可能取代冷兵器。但自南宋中期以后，火藥兵器在兵器中的比重顯著增大（見彩圖火箭(模型)將火藥筒縛在箭支的前部,利用火藥燃燒時產生的后推力帶動箭支前進,宋代軍隊配備的火藥武器之一）。金朝火藥制造技術來源于遼,金軍攻宋之初,已使用火炮。此后，在宋、金、元之間的戰爭中，火藥的使用愈益頻繁。金末抗擊蒙古軍時，曾使用震天雷、飛火槍等火器。宋代出現了類似近代炮彈的鐵火炮，卻仍用拋石機投射；又發明了突火槍,以巨竹為筒,發射“子窠”,類似于后世槍炮，卻尚未使用金屬發射管。這是遼、宋、 金代火藥兵器進步的極限，卻已決定了后世火藥兵器的發展方向。總之,遼、宋、金代可算是人類使用火藥的奠基時期。到元、明又發現了銅鐵鑄造的管狀火器——銃和炮。

火槍 南宋時候，火藥的使用越來越普遍了，火器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 為了防御金兵的侵擾，南宋的軍事家們就不斷想法改進武器。南宋初，宋高宗紹興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有一個叫陳規的軍事學家，發明了一種管形火

器——火槍，這在火器史上是一大進步。

這種火槍是用長竹桿做的，竹管里裝滿火藥。打仗的時候，由兩個人拿著，點著了火，發射出去，用它燒敵人。

這是我國最早出現的管形火器。把火藥裝在竹管里做成火槍，在火藥的應用上是個了不起的進步。用拋石機發射火藥，不容易準確地打中目標；有了管形火器，人們就可以比較準確地發射和適當地操 縱火藥的起爆了。

火槍發明以后，經過不斷的改進，到了南宋未年，又有人發明了突火槍。突火槍是用粗毛竹筒做成的，竹筒里放有火藥，還放一種叫“子窠”的東西。用火把火藥點著以后，起初發出火焰，接著“子窠”就射出去，并且發出象炮一樣的聲音。

這種“子窠”，究竟是什么東西呢？它很可能就是一種最早的子彈，可惜古書上沒有說明。

火槍的作用只在燒人，突火槍卻能發出子窠打人，比火槍又前進了一步。

火槍和突火槍，都是用竹管做的原始的管形火器，威力不大，但它們是近代槍炮的老祖宗。近代的槍炮，就是從它們慢慢發展來的。

造紙術的發明

東漢元興元年(105)，蔡倫在前人造紙術的基礎上，改革和推廣了造紙技術。新的造紙術使舊的不便書寫的麻紙變成了至今大致結構沒有改變的良紙工藝。

在蔡倫造紙術出現之前，在中國，商代用甲骨，西周用青銅器，春秋時用竹簡、木牘、縑帛作為記事材料。漢代，農業發達，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文化事業蓬勃發展。笨重的竹簡和昂貴的縑帛已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尋求新的書寫材料已成為時勢所趨，造紙術就因此應運而生。

據20世紀中葉以來在新疆、陜西、甘肅等地出土的麻質古紙，專家確認為西漢麻紙的片狀纖維物，說明造紙術可能出現在蔡倫之前，而且可能與人們對紡織用麻的處理過程有關。但這些西漢麻質古紙上都沒有發現可以辨識的書寫文字，加上對化驗分析結果解釋不同，對西漢是否已出現了造紙術中術界尚有很大爭議。閃此《后漢書·蔡倫傳》對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記載，是迄今為止有時間和人物的準確記載造紙術的最早記錄，廣為人們承認。

蔡倫(62～121)，字敬仲，桂陽(今湖南郴州)人，明帝永平十八年(75)入宮為宦。章帝章和元年(87)任尚方令，掌管宮廷手工作坊。和帝元興元年(105)發明造紙術。安帝元初元年(114)封龍亭侯。安帝建光元年(121)去世，葬在封地。

《后漢書·蔡倫傳》記載：蔡倫造紙之前，書寫記事的紙實際上是絲織物(縑帛)，蔡倫用樹皮、麻頭、破布、魚網，經過挫、搗、抄、烘等一系列的工藝加工，制造植物纖維紙，一種至今大致結構沒有改變的良紙，也是真正意義上的紙。105年，蔡倫向漢和帝獻紙，受到和帝贊譽。造紙術于是廣為天下所知，蔡倫造的紙被稱為“蔡侯紙”；105年則被普遍認為造紙術的發明年代。

蔡倫對造紙術的改革和推廣，使紙的使用在東漢后日漸多起來。從考古發掘出的東漢古紙看，已有不少帶有書寫字體，而且質量明顯提高。這些東漢古紙，或是詩抄，或是書信，或是書札的殘部，都是東漢末年的產物，準確的應屬永初四年(110)前后。科學家對1974年甘肅武威旱灘坡的東漢晚期墓出土的留有字跡的古紙進行了細致的科學分析，發現古紙已具有一定的強度和柔性，厚度與現代機制原稿紙相當，原料為大麻等麻類纖維，纖維交結細勻緊密，且有單面涂布加工，說明當時的造紙工序已相當精細，造紙技術已達到一定水平。

東漢時紙的使用，有許多書稿文獻都有記載。如《后漢書·鄧皇后紀》中所說的貢紙和《后漢書·百官志》中所說的宮廷內專管紙墨的少府守宮令和尚書令右丞，說明紙在宮廷內已廣為使用。而《后漢書·延篤列傳》所載的牘記紙和書寫紙及《北堂書抄》中所載的信紙，則說明一般官吏和士人也有使用紙書寫的了。

造紙術的發明是中國古代最偉大的發明之一，也是人類文明史上一項最杰出的成就。紙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的基礎，它作為一種新的信息載體在中國率先出現，使中國漢代的文明勃興超過了其它的文明。公元八世紀左右，阿拉伯人才開始用中國的技術和設備造紙。

紙的出現和推廣，使漢以后的文化生活出現了嶄新的面貌。紙的質量越來越好。漢中平二年(185)，山東造紙能手左伯(字子邑)造出“左伯紙”，史稱“子邑之紙，妍妙輝光”。公元2～5世紀，左伯紙、張芝筆和韋誕墨曾是文人墨士喜愛的文房用品。但縱觀漢代的書寫材料占主要地位的仍是簡牘和縑帛。直到晉以后，經濟發展，造紙術流傳到長江流域和江南一帶，造紙材料豐富，才出現了較多較好的紙。晉代盛行的讀書、抄書和藏書之風都得益于紙的普及和推廣。抄經熱、藏書熱和因傳抄左思《三都賦》而出現的洛陽紙貴，都是紙普及后出現的前所未有的景觀。

印刷術的發明

自從有了紙以后，隨著經濟文化的發展，讀書的人多起來了，對書籍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了。

晉朝初年，官府有書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時候，梁元帝在江陵有書籍七萬多卷、隋朝嘉則殿中藏書有三十七萬卷，這是我國古代國家圖書館最高的藏書記錄。

除了官府藏書，私人藏書也越來越多。比如晉朝郭太，有書五千卷；張華搬家的時候，單是搬運書籍，就用了三十輛車子。

印刷術發明以前，只有官府和郭太、張華那樣的富人才能有這么多的藏書，一般人要得到一兩本書也很不容易，因為那時的書都是手抄本。要抄這么多的手抄本，得花費多少人力呀！這種情況如果不改變，怎么能夠滿足社會上的需要呢？

歷史上常常有這樣的情況：一項科學發明，只要社會上迫切需要它，同時又有產生它的物質條件，那么，它就會很訣出現的。雕版印刷術的出現就是這樣。

在雕版印刷術出現以前，社會上已經廣泛應用印章和拓碑。

印章有陽文和陰文兩種，陽文刻的字是凸出來的，陰文刻的字是凹進去的。“如果使用陽文印章，印到紙上就是白底黑字，非常醒目。但是印章一般比較小，印出來的字數畢竟有限。

刻碑一般用陰文，拓出來的是黑底白字，不夠醒目。而且拓碑的過程比較復雜，用來印制書籍也不方便。但是，拓碑有一個很大的好處，那就是石碑面積比較大，一次可以拓印許多字。

如果截長補短，把拓碑和印章的各自特點結合起來呢？情況當然就不一樣了。

我國勞動人民在拓碑和印章這兩種方法的啟發下，發明了雕版印刷術。

雕版印刷的方法是這樣的：把木材鋸成一塊塊木板，把要印的字寫在薄紙上，反貼在木板上，再根據每個字的筆劃，用刀一筆一筆雕刻成陽文，使每個字的筆劃突出在板上。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印書了。印書的時候，先用一把刷子蘸了墨，在雕好的板上刷一下，接著，用自紙復在板上，另外拿一把干凈的刷子在紙背上輕輕刷一下，把紙拿下來，一頁書就印好了。一頁一頁印好以后，裝訂成冊，一本書也就成功了。這種印刷方法，是在木板上雕好字再印的，所以大家稱它為“雕版印刷”。

我國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時候發明的呢？對這個問題，歷史學家還沒有統一的意見，但多數人認為是在唐朝時候發明的。

在隋末唐初，由于大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推動了社會生產的發展，文化事業也跟著繁榮起來，客觀上產生雕版印刷的迫切需要。

根據明朝時候邵經邦《弘簡錄》一書的記載：唐太宗的皇后長孫氏收集封建社會中婦女典型人物的故 事。編寫了一木叫《女則》的書。貞觀十年土長孫皇后死了，宮中有人把這本書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來。

貞觀十年是公元六三六年。《女則》的印行年代可能就是這一年，也可能稍后一些。這是我國文獻資料中提到的最早的刻本。從這個資料來分析。可能當時民間已經開始用雕版印刷來印行書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則》印出來。雕版印刷發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則》出版的年代更早。

到了九世紀的時候，我國用雕版印刷來印書已經相當普遍了。

唐朝時候，有個杰出的詩人叫白居易。他把自己寫的詩編成了一部詩集——《白氏長慶集》長慶四年十二月十日（公元八二五年一月二日），白居易的朋友元稹給《白氏長慶集》寫了一篇序文，序文中說：當時人們白居易的詩“繕寫模勒”，在街上販賣，到處都是這樣。

從前人們把刻石稱為“模勒”，到了唐代，也就把雕版稱為”模勒“了。這里的“模勒”兩字就是雕版印刷的意思。

《舊唐書》還有這樣一條記載，大和九年（公元八三五年）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歷書。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據另外一些古書的記載情況是這樣：當時劍南、兩川和淮南道的人民。都用雕版印刷歷書，在街上出賣。每年，管歷法的司天臺還沒有奏請頒發新歷，老百姓印的新歷卻已到處都是了。頒布歷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權，東川節度使馮宿為了維護朝廷的威信，就奏請禁止私人出版歷書。歷書關系到農業生產，農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雖然唐文宗下了這道命令，民間刻印的歷書仍舊到處風行。就是在同一個地區，民間印刷歷書的也不止一家。

黃巢起義的時候，唐僖宗慌慌張張逃到了四川。皇帝也逃跑了，當然沒有人來管理禁印歷書的事了。因此，江東地方的人民就自己編印了歷書出賣。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八八一年），有兩個人印的歷書，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發生了爭執。一個地方官知道了，就說：“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關系呢？”歷書怎么可以差一天呢？那個地方官的說法真叫人笑掉了牙。這件事情卻告訴我們，單是江東地方，就起碼有兩家以上印刷歷書。

當時跟著唐僖宗逃到四川的柳毗在他的《家訓》的序里也說，他在成都的書店里看到好多關于陰陽、雜記、占夢等方面的書籍。這些書大多是雕版印刷的。可見當時成都的印刷業比較發達，不但印歷書，還印其他各種書籍了。

唐朝刻印的書籍，現在保存下來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剛經》。 咸通九年是公元八六八年，離開現在已經一千多年了。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是怎樣保存下來的呢？這里還有一段故事。

甘肅省墩煌東南有坐鳴沙山，早在晉朝的時候，有一些佛教徒在這里開了山洞，雕刻佛像，建筑寺廟。山洞不斷增加，佛像也跟著增多，人們就把這里稱為“千佛洞”。一九零零年，有一個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時候，無意中發現了一個密閉的暗室，打開一看，里面堆滿了一捆捆紙卷，其中有相當多的紙卷是唐代抄寫的書籍，還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剛經》。

這部《金剛經》長約一丈六尺，高約一尺，是由七個印張粘連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畫，上面畫著釋迦牟尼對他的弟子說法的神話故事，神態生動，后面是《金剛經》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說明是咸通九年刻印的。

這本書是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書籍。圖畫也是雕刻在一塊整版上的，也許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畫。

到了五代時候，有個封建官僚叫馮道。他在短短的五個朝代中做過四個朝代的大官，是個卑鄙無恥的家伙。他看到江蘇、四川等地人民販賣的印本書籍，各種各樣都有，單單沒有儒家經典，就在后唐長興三年向皇帝建議雕版印刷儒家經典。

當時共印九種經書，經歷了四個朝代，直到后周廣順三年，先后花了二十二年的時間，才全部刻成。

因為這次刻書影響比較大，后來竟有人認為印刷術是五代時候馮道發明的，這當然是錯誤的。

到了宋朝時侯，印刷業更加發達起來，全國各地到處都刻書。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經》，刻板十三萬塊；北宋政府的中央教育機構——國子監，印經史方面的書籍，刻板十多萬塊。從這兩個數字，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宋朝雕板印刷的書籍，現在知道的就有七百多種，而且字體整齊樸素，美觀大方，后來一直為我國人民所診視。

宋朝的雕版印刷，一般多用木板刻字，但也有人用銅板雕刻。上海博物館收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版，可見當時也掌握了雕刻銅版的技術。

說起印制書籍，雕版印刷的確是一個偉大的創造。一種書，只雕一回木板，就可以印很多部，比用手寫不知要快多少倍了。

可是用這種方法，印一種書就得雕一回木板，費的人工仍舊很多，無法迅速地、大量地印刷書籍，有些書字數很多，常常要雕好多年才能雕好，萬一這部書印了一次不再重印，那未，雕得好好的木板就完全沒用了。

有什么辦法改進呢？

到了十一世紀中葉（宋仁宗慶歷年間），我國有個發明家叫畢升，終于發明了一種更進步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術，把我國的印刷技術大大提高了一步。

畢升用膠泥做成一個一個四方長柱體，一面刻上單字，再用火燒硬，這就是一個一個的活字。印書的時候，先予備好一塊鐵板，鐵板上面放上松香和蠟之類的東西，鐵板四周圍著一個鐵框，在鐵框內密密地排滿活字，滿一鐵框為一版，再用火在鐵板底下烤，使松香和蠟等熔化。另外用一塊平板在排好的活字上面壓一壓，把字壓平，一塊活字版就排好了。它同雕版一樣，只要在字上涂墨，就可以印刷了。

為了提高效率，他準備了兩塊鐵板，組織兩個人同時工作，一塊板印刷，另一塊板排字；等第一塊板印完，第二塊板已經準備好了。兩塊鐵板互相交替著用，印得很快。

畢升把每個單字都刻好幾個；常用字刻二十多個碰到沒有予備的冷僻生字，就臨時雕刻，用火一燒就成了，非常方便。印過以后，把鐵板再放在火上燒熱，使松香和蠟等熔化，把活字拆下來，下一次還能使用。

這就是最早發明的活字印刷術。這種膠泥活字，稱為泥活字，畢升發明的印書方法二和今天的比起來，雖然很原始，但是活字印刷術的三個主要步驟一制造活字、排版和印刷，都已經具備。所以，畢升在印刷方面的貢獻是非常了不起的。北宋時期的著名科學家沈括在他所著的《夢溪筆談》里，專門記載了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

畢升發明活字印刷以后，朝鮮人民又開始用泥活字等方法印書，后來又采用木活字印書。到了十三世紀，他們首先發明用銅活字印書。我國使用銅活字印書比朝鮮稍晚。朝鮮人民還創造了鉛活字、鐵活字等。

十六世紀末年，日本侵入朝鮮，把朝鮮的銅活字和木活字搶去不少。于是，日本人也學會了活字印刷術。

我國的印刷術還傳到了越南。十五世紀的時候，越南開始用雕版印刷術的方法印書。十八世紀初，他們也開始用木活字印書了。

歐洲印刷術的產生，也受了我國印刷術的深刻影響。

元朝時候，到中國來的歐洲人很多。他們看到元朝政府印的紙幣可以代替金銀使用，覺得非常新奇。在他們寫的游記中，對于中國的紙幣記載得很詳細。

當時到中國來的歐洲人，很多住在杭州等地。杭州的書坊非常多，刻印工人的技巧也非常熟練。有的歐洲人在那里住過好幾年，所以很自然地就把印刷術帶回歐洲去了。

人類最早記錄光的直線傳播,是我國什么的什么

人類最早記錄光的直線傳播的， 是我國春秋時期著名的思想家、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子（墨翟 ）

大約兩千四五百年以前，我國的學者—－墨翟（墨子）和他的學生，墻體上就會形成物的倒影，做了世界上第一個小孔成倒像的實驗，解釋了小孔成倒像的原因，指出了光的直線進行的性質。前后移動中間的板，墻體上像的大小也會隨之發生變化，這種現象說明了光沿直線傳播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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